百姓咋“信访不信法”？

百姓咋“信访不信法”？　

2010/4/1 19:45:00 | By: 逗号 (1093字)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指日前出，如今人们解决纠纷“信访不信法”，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任由各种纠纷肆意发展，最终没有进入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渠道，而是循着信访这条路上下反复处理，无疑将导致法治社会的倒退。

马怀德教授所说的情况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且很有道理，也应该是发展方向。但百姓之所以选择信访而不是法律解决问题，却有着现实的困扰和苦衷，是现实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是选择经济和便捷的结果。

一是体制上的因素。我们国家现行的干部选拔体制，基本上是上级决定的，而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反映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因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而引发的问题，只能找其上级，因为“官大一级压死人”，且往往是领导级别越高、批示越明确，解决问题就越快。所以，信访群众都愿意挤“独木桥”，希望得到领导的一纸批示，乘上解决自己的问题的“直通车”。对于确有实际问题的信访人，如果上级领导不批示解决，久拖不决可能激化矛盾，酿成不可测的后果；而如果因为批示而获得解决，则又容易衍变为解决问题的导向和模式。事实上这样的模式已经形成，这也正是马怀德教授所担忧的。

二是司法上的问题。本来通过法律解决问题，可以获得公正、公平的解决，是法治社会的公民解决问题的主要选择。但现实是打官司这条道路并不顺畅，原因主要在于：一则工作效率低下。因为打官司旷日持久，耗时太多，百姓根本没有耐心或者耽误不起。相比较而言还是信访更便捷，自然成为首选。二则存在司法腐败。司法腐败的存在，使司法的公信力受到严重损害，百姓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缺乏必要的信心。目前更严重的问题是，一些已经通过法院判决的案件，重新辗转回到了信访渠道，这种情况显得相当尴尬。

三是考核上的困扰。因为担心自己的纱帽不保，避免在上级领导面前因形象不佳而影响前程，基层官员一般都重视上级领导的批示。为“维护”自身形象，基层干部甚至不惜违反法律、违背原则解决问题，或违法违心满足信访人要求，就事论事解决问题，结果在社会上造成“闹夜的孩子多吃奶”的印象，以及“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环境。日前，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孟学农直言不讳地指出，地方干部采取措施减少上访违背法律。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向上级机关反映问题，是公民的权利。但不可讳言，基层干部出这样的“下策”，也是上级不合理的考核办法给逼出来的，因为把群众上访列入考核，迫使基层干部各显神通地“大截访”，甚至把上访对象送进精神病院。而摸准了基层官员“软肋”的信访人，则以上访为“要挟”，公开向基层官员“叫板”，结果是陷入两难的基层官员，通过不合理甚至违法的方式达到息访目的。因此，解决信访渠道不畅的问题，首先需要畅通信访渠道，要疏而不是堵，并区别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于无理上访的，应有制约措施；对有正当理由，属基层工作不力而导致的上访，则应对基层官员实施严格的问责，促使基层干部主动解决问题。

新闻链接http://news.sohu.com/20100328/n271147258.shtml

http://blog.gmw.cn/u/52866/archives/2010/131770.html

信访 信訪 xìn-fǎng ◊ {Mainland usage} letters and visits (to authorities by the public, usually airing complaints or making suggestions), correspondence and visitation (by the public)

不作为 不作為 bù zuò wéi ◊ {legal} omission (e.g., non-fulfillment of a legal duty)

直通 直通 zhítōng ◊ (of a train, plane, etc.) direct, nonstop

旷日持久 曠日持久 kuàngrì chíjiǔ ◊ long-drawn-out, time-consuming

纱帽 紗帽 shāmào ◊ black gauze cap (worn by officials) ◊ official post

截访 截访 jié fǎng ◊ intercept the journey of the complaining petitioner

软肋 软肋 ruǎn lèi ◊ weakness; vulnerable point,

叫板 叫板 jiàobǎn ◊ challenge ◊ pick a quarrel ◊ {theat} speak the last words of a spoken part rhythmically to lead into a following singing part

少说好话 多盯问题

少说好话 多盯问题(1019字)

“少说好话，多盯问题。”昨日的全市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示范建设工作会议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春城就进一步抓好基层基础工作提出要求时，着重谈到了要深入实施问题管理，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各级干部，杜绝“好人主义”和“好耍干部”的现象。这已经是今年春节后，李春城第三次在全市大会上强调这个问题。

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意味着全市干部要在已有基础上更加注重实干、敢干和善于创新。只有从问题着手，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各级干部，才能真正夯实基层基础，为实现新的发展构想提供坚强组织保障，确保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因此，对于“好人主义”、“好耍干部”，成都的容忍度是零。

李春城谈到，当前，有的领导干部调研指导工作时只说成绩不谈问题，到哪儿去都讲工作做得好，这样的风气不可助长。“如果领导干部都不敢谈问题，不敢讲批评意见，管理从何而来？工作如何推进？”

“指导工作不能够多栽花儿少栽刺，”李春城要求，要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着手加强管理，对于不胜任岗位的干部要坚决调整。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管出一支精明强干的队伍，确保各项工作见到实效。

2004年推进城乡一体化之初，成都就提出了“深入实际、务求实效、慎重决策、明确责权，提高效率、据实查处、加强监督、追究责任”的求真务实八项规定。在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新的发展阶段，深入贯彻落实八项规定尤为重要。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落实八项规定，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李春城要求，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

对此，李春城谈到了自己在近期几次随机到乡镇调研时的感受。他说，推进城乡一体化以来，成都有的乡镇、特别是优先发展重点镇，已经发展成为小城市，一些乡镇领导干部忙于镇区的大量琐事，很少深入村组调研、指导、了解情况，对农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重视不够、解决不力，以至于作为身处基层的干部，也出现了不了解基层实情的情况。对此，李春城明确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要更多地深入实际，灵活采取随机调研等方式，了解实情，解决问题，“知实情才能办实事”。

对干部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和关心爱护要并行不悖。在严肃批评干部队伍中一些不好风气的同时，李春城也关切地指出，统筹城乡发展以来，各级干部特别是乡、村两级干部的工作量大幅增加，工作中面临大量的矛盾和问题，常常是满负荷运转。要始终注意保护和调动好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帮助他们解决好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对其中优秀的典型还要大力褒奖、总结经验，在全市干部中宣传推广。

“成都的干部队伍经过了统筹城乡发展、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的实践检验，总体素质较好，特别是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让我们共同奋斗，争取让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示范建设今年就初见成效。”书记对此充满信心。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好人主义”也是“害人主义”

“好人主义”也是“害人主义”

2009年05月07日 09:08:09 　来源：解放军报(731字)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的重要手段，也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分析检查阶段的重要内容之一。能否防止和克服“好人主义”，是衡量一个单位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得好不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得实不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能力强不强的关键。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党、我军面临更加繁重的新任务和更加复杂的新情况，需要更好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使我党、我军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巩固和行动上的一致，不断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

敢于正视问题，勇于自我揭短，是对党员干部党性觉悟的基本要求。一些同志揭露工作中的矛盾怕影响团结，指出同志的缺点怕影响感情，自我揭短亮丑怕影响威信。于是，就来个“好人主义”，你好、我好、大家好，对上级“溜着”，对同级“捧着”，对下级“哄着”。“好人主义”实质是“利己主义”，就是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怕断后路。 “好人主义”也是“害人主义”。有些同志，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留得人情好办事”，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着走，发现同志有是非过错，宁愿说些奉承话，也不肯“拉拉袖子提个醒”，该批评的不批评，该劝阻的不劝阻，该制止的不制止，最后使得有错误的同志执迷不悟，错失改正错误的良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大错。

奉行“好人主义”，势必会对不良现象视而不见或装聋作哑，处处明哲保身，见风使舵，投机取巧。奉行“好人主义”，必然会缺乏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处处患得患失，见利忘义。奉行“好人主义”，必然会造成党的纪律松懈，规章制度废弛，法律权威丧失。

防止和克服了“好人主义”，就能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共产党人应有的正气、锐气和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防止和克服“好人主义”，对于一个单位同样重要，没有了“好人主义”，这个单位才能有活力、有朝气，才能科学发展。

为何"金融鸦片"在中国有市场？

为何"金融鸦片"在中国有市场？
　　对一些中国企业来说，国际金融危机的最直接冲击不是需求萎缩，而是投资美国衍生品市场造成的巨大亏损。

　　美国康奈尔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黄明称，这些被称为“金融鸦片”的复杂金融衍生品，绝大多数都是华尔街的国际投行设计出来的。然而，这些最终销售给中国企业的金融衍生品，目前在美国本土市场上却难觅踪影（5月24日CCTV《经济半小时》）。

　　这些被视为洪水猛兽和“金融鸦片”的华尔街金融衍生品在美国没有市场，却在中国大行其道、畅通无阻，发人深省。

　　其背景主要在于，改革开放后，一些新思想、新产品特别是金融产品使中国人感到好奇，出现了一些盲目崇拜的思想倾向。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些所谓的专家，在美欧获得了一知半解的知识，回国后大肆忽悠国内企业和百姓。

　　紧接着，西方一些投行的营销团队来到中国企业管理层中，以专门为其量身定做为诱饵，设计出连自己都没有完全搞明白的金融衍生品。在其忽悠下，中国企业稀里糊涂地投下巨资，却没预测到市场经济的残酷性，没意识到国际投行难改其贪婪本性。

　　监管的缺失是另一主要原因。一个时期以来，金融衍生品在中国受到热捧，把金融创新的一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学习和推介美国、欧洲的金融衍生品上。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品成了中国学习的榜样，成了中国金融企业改革的方向。监管部门不是监管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而是批评中国创新金融衍生品能力不足。

　　中国企业和监管部门应该痛定思痛，迅速制定出严格的监管制度，加强自律，不懂的东西永远要慎重。国际投行来华是赚钱的，不是来救济、扶贫和学雷锋的，更不是来提供免费培训的，永远不要指望他们发善心、发慈悲。（余丰慧）

中国人的美金情结

中国人的美金情结/jocelyn

原题：中国的黄金之心

在中国，许多人把美元称作“美金”，政府官员、商人和普通百姓都使用这个称谓。因此，如果有中国人告诉你，他欠你100美金，千万别指望这是一笔巨额财富，他只是打算还你100美元。

　　中国对美元作为金本位的印象十分深刻，即使在尼克松宣布解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机制后仍然如此。大约30年前，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一次重要会议上，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一些政府高官预言说，中国有一天可能会拥有100亿美元外汇储备。所有听众陷入沉寂，因为这个数字似乎很难实现。

　　1986年11月，我曾作为翻译参加邓小平与纽约证交所主席约翰•范尔霖的会见。在会见中，邓小平告诉范尔霖说：“你们现在非常富有，我们现在还在发展阶段。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这是中国快速经济增长的序曲。中国外汇储备现在已达2万亿美元，其中1.5万亿投资于美元资产。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聚焦于中国手中的美元。

　　许多人未曾记起，中国这些年以来曾出现过美元短缺或对美元短缺的恐慌。例如，上世纪80年代，政府要求大家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结果就是，美元成为身份的象征。尽管有强制兑换的要求，许多人仍保留美元或以通胀的汇率购买美元。

　　没人确切知道，美元是从何时开始缓慢地、不可逆转地失去光彩。现在，中国许多商店不再接受外国银行发行的美元信用卡。而且外国人用美元兑换人民币也有了限额。过去，人们持有美元没有什么直接目的。现在，似乎只有送孩子到海外读书、出国旅游或到国外做生意时才需要它。

　　北京最近要求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特别提款权，中国的呼吁更主要的是要对美国敲警钟。许多中国人越来越担心美国资产的缩水。我们仍把美元叫做“美金”。但美国不应想当然地认为，这种状况永远不会改变。▲(作者高志凯,伊文译)

中国房地产数据需小心解读

中国房地产数据需小心解读


中国楼市这几年的发展，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然而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楼市的未来发展解读，也越来越分歧，不过普遍认为，这个局不会垮，个中原因自然不用多说，尤其在中国，更是错综复杂。
之前拜读过《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国楼市不会崩盘》，个人认为作者说的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看了作者引用并借以进行分析的数据后，发觉作者似乎没有察觉到自己分析方法有个“数据陷阱”，即只用平均值进行分析，而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本身的财富分配不均问题，这可是非常大的失误。
例如，文中作者称：“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家庭杠杆率的惊人涨幅不同，中国家庭债务大概只相当于GDP的17%，而美国约为96%，欧元区为62%。”。乍看起来，中国家庭的负债率真的很低，但是必须考虑巨大的城乡差异，巨大的收入差异。在大城市中的年轻夫妻，他们的家庭负债，绝对不是一个用全国的平均值，只有17%这样的数据可以说明的。这些成为房奴的年轻人，他们的负债状况极其糟糕，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债务陷阱的万丈深渊之中。生活的乐趣全无，整天生活在恐怖和绝望之中。而这种家庭生活乐趣的损失，这种全社会的压抑的代价和成本，是用作者的数据所无法说明和表达的。
作者又引用了这样一个数据：“尽管中国住宅市场的价格上涨看起来非常迅猛（2009年涨幅逾20%），但我们不应孤立地看待这些整体数据。过去5年，城市家庭收入的复合年增长率达13.2%，而房价的复合年增长率为11.9%。在一些地区性市场确实存在过热现象。例如，同一时期，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的房价增幅比收入增幅高出逾5个百分点。”但是，城市家庭的年复合增长率仍然是平均值，完全不能反映出比例极其高的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聚集，而大部分普通家庭的年收入增长率远远低于13.2%的现实。所以，这样的不加甄别的使用数据，误人误己。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房地产市场的分析，不能仅仅从经济学的数据去考虑。谁都知道，房地产问题在中国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当中国的城市化还在进行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家庭的子女婚房等需求持续走强的今天，国家支持的经济适用房等低价房却被很多部门私分掉，甚至出现开宝马同时领好几套经济适用房的现象。结果低价房市场并不市场化（被特权集团瓜分），中低收入的人群无法购买到本应属于他们的低价房，却被人为挤到高价房区去血拼。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已经极其严重，又被高价房掠夺的身无分文还欠几十年的债，这样的社会现实是无论如何不可能通过所谓的“家庭负债只占17%”来解释的。美国家庭最终负债大到96%，那是市场导致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全是市场导致的，更多的是很多“非市场因素”导致的。所以单纯对比17%和96%，似乎没有多大意义。
最近跟一个朋友聊天，就谈到上海楼市的价格，这相较于亚洲其他城市，几乎有了后来居上的架势，上海的房产价格，几乎已经能与台北市并驾齐驱，而在这位创业小有成就的老板来说，他都认为，上海的房子，多数人买的时候，都只能做三代人使用的打算，因为这个负担远非一代人所能承担的。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就算是要用经济数据来分析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是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仅仅经济问题），也不能仅仅用平均值来大而化之。如果同时引入表示社会财富、社会收入、房价等的分布形态数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真正问题才会慢慢显露出来。换句话说，比平均的负债率更为重要的，更能反映出问题的，是财富、收入和结构这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而不仅仅只是数量的问题。只有引入能反映结构问题的数据，才能正确分析“有中国特色的房地产市场”的问题。 否则就会因为使用数据不当，而掉入数据陷阱之中而不得真见。
数据虽然是一个理性分析的有利佐证，但数据也可以是表面的，经常被运用来作为一种工具，因此，当我们接受到一些数据时，一定要有些自己的判断力，否则就如同读书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避免錯殺 應暫停執行死刑

觀念平台－國家犯錯 被告買單?
避免錯殺 應暫停執行死刑
2010-04-14
中國時報
【張娟芬】
　上個星期六，《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針對死刑存廢議題辦了一場座談會。與會學者分別從法律、哲學與政治思想等不同角度來分析死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改進死刑論」漸漸的浮現。「改進死刑論」認為死刑不失為對於正義的一種莊嚴的宣示，但是由於認識到現實上國家經常性地濫用權力，所以主張應節制地僅僅用於最重大的犯罪。
　廢除死刑論與改進死刑論，在終極目標與哲學價值上固有差異，但在現實關懷上則有不少重疊之處。中研院人社中心蕭高彥研究員認為，應當透過修憲的方式，將國際人權公約的精神明確納入，以確保死刑只能用於最嚴重的故意犯罪，並且其審判應當經過正當法律程序。這個建議蘊含的前提，顯然是認識到現在台灣的司法實務尚未實踐這樣的精神，死刑判決的正當程序尚有缺漏。
　中研院法律所許家馨助研究員亦明確對於司法品質投下不信任票，主張立法全面停止死刑的執行，待制度的缺失、個案的錯漏均一一改進之後再議。換言之，屈服於民粹壓力、倉卒執行現存的四十四名死囚，是廢除死刑論與改進死刑論都不能容忍的。
　一般民眾總以為，死刑是極刑，審判一定是無比慎重，怎麼可能會錯？改進死刑論，聽在他們耳裡，可能跟廢死是一樣的不可思議。
　其實現在定讞的這四十四個案子，並不像民眾所想的那樣完美。例如有一個判決裡，法官就明白承認，被告的罪行應判處無期徒刑，但是因為我國刑法所訂之無期徒刑仍有假釋可能，所以「改判」死刑。我們沒有「真正的」無期徒刑，這是國家刑罰政策的缺失，不是被告的錯，但是法官公然以此為由加重他的刑期。國家犯錯，但卻是被告埋單。
　還有一個判決是這樣：被告受雇前去槍殺被害人甲，連開三槍將甲殺害。欲離開時，甲的朋友乙想搶奪他的槍，被告又開兩槍將乙殺害。結果，預謀殺害甲的部分，判無期徒刑，臨時起意殺害乙的部分，卻判死刑。這樣的量刑標準難道不令人啞然失笑嗎？
　民眾都相信，法官會下死刑判決，一定是那人罪大惡極，不可能改過遷善。但有一則判決卻出現這樣的矛盾：法官一方面認為被告到案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接受宗教輔導，對獄中教誨反應良好」，但接下去卻又前言不對後語地，依舊判處死刑。死囚名單中更有智障者數名，有幾位定讞於二○○六年刑訴法三十一條的修正之前，未及享有偵訊中由律師全程陪同的保障。
　理論上要不要有死刑是一回事，各方可以繼續在辯難中發展豐富深化的討論；然而實務上，把死刑判決攤開來看，看到的往往是缺陷與破綻。當務之急是暫時擱置理論分歧，共同檢討現存死刑判決與制度的諸多缺失，否則錯殺之日即不遠矣！
　（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