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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8日 星期三

台湾的「黑心食品」:愈来愈黑、愈来愈毒

台湾的「黑心食品」:愈来愈黑、愈来愈毒

2011-05-25

「一位在实验室不愿装作没看到的『鸡婆』技正,加上两位在市场长大,从小接触各式食材,一眼就看出那些东西被动过手脚的检察官,让全球第一宗在食品添加有害健康塑化剂的大案现形。」…
-「鸡婆技正+市场仔检察官 追出塑化剂毒案」/联合报、2011.5.25
「起云剂添加有害人体的塑化剂DEHP,不只果汁、饮料遭污染,就连果酱、浓糖果酱、益生菌粉等产品也下架回收,影响层面广,让入行三、四十年的食品科学教授坦言,『从未如此担忧过』,简直比三聚氰胺更恐怖」…
-「食品教授:DEHP比三聚氰胺更恐怖」/联合报、2011.5.25
 这起添加塑化毒剂的「黑心食品」事件,影响范围有多大?此刻恐怕难以评估,不过,造成台湾人心惶惶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光是一天之内,不同的媒体即披露二宗让人怵目惊心的「黑心食品」案例:
 -「淡水河毒鱼销全台」/苹果日报、2011.5.23
「淡 水河含砷致癌毒鱼流入市场。水质污染严重的淡水河,近来竟有渔民在河道捕鱼,《苹果》直击渔民捕捞后,将鱼获运往台北渔产运销公司(通称中央市场)批售, 不知情的盘商购入后分送各地传统市场,最后被民众买回家吃下肚。《苹果》送检发现鱼体内均含有一级致癌物『砷』,毒物科医师林杰梁讶异的说:『真的吗?怎 么会有人做这种事?』…」
 -「『会动的小白点』 营养午餐竟有蛆」/联合报、2011.5.23
「午餐有蛆!新北市中和区某小学,上周四学童吃完营养午餐,赫然发现餐桶有蛆爬行,师生觉得非常恶心。校方立即对供餐厂商金龙盒餐团膳公司扣点,并拍照存证。教育局长林腾蛟获报又惊又怒,指示查办并联系卫生局到工厂稽查。…」
 其实,淡水河鱼含砷、午餐发现「会动的小白点」,受害的人毕竟有限,这比起广为流传的「认识现代的食品科技-台湾黑心食品」 所指出的情形,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例如,有些台湾餐厅会使用硝取代味精,除了硝的价格只有味精的一半外,用硝炒菜、炒肉,会让肉色看起来又红又嫩,青菜则 又脆又绿;如果鲁肉饭、焢肉饭加点硝,会变得Q嫩香滑;另外,如果白斩猪肉、白斩鸡用硫酸钠浸泡,不必放冰箱,可以放一个星期以上。
 至于病死猪鸡流入传统市场、消费者被迫吃含有瘦肉精的牛肉、猪肉,基本上已不再是新闻了。所有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可怕?当然,不过,如果各位 看过由不同时期「黑心」案例所堆积出来的台湾「黑心食品」发展史(注),你就不会只是问:「真的吗?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事?」或者像新北市教育局长林腾蛟在 听闻小学营养午餐竟然有蛆时的「又惊又怒」,而可能是不寒而栗,然后心中产生出一连串的问题:
 -在「黑心食品」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是能吃、能喝的?
 -为什么「黑心食品」愈来愈黑、愈来愈毒?
 -为什么台湾「黑心肝」的不肖业者,愈来愈多?
 -为什么政府会放任「黑心食品」泛滥成灾,这些人民的公仆究竟都在忙什么、做什么?
 …
 为什么?问题,实在太多、太多了。不过,长久以来,所有问题都没有获得解决,甚至于,每次出现一宗「黑心食品」案例之后,在高官震怒、彻查、惩处及勒令下架之后,都是为下一宗更黑、更毒的「黑心食品」事件埋下引线。
 台湾媒体每每喜欢用嘲讽的语气,报导中国大陆出现的「黑心食品」;但是,台湾「黑心食品」愈来愈黑、愈来愈毒的现象,却已不遑多让。
 不必讳言,「黑心食品」危害的对象根本不分红蓝绿,海峡两岸的老百姓全都身受其害。问题是,「黑心食品」的层出不穷,只能怪政府的无能吗?
 基本上,政府无法阻绝「黑心食品」,当然有其应负的责任,但人性「贪婪」──尤其是一切看钱看,可能才是最大的根源所在:
 -在大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氛围是「赚钱致富」、「一切向钱看」,以致贪官污吏横行、豆 腐渣工程遍布、黑心事件不断;在台湾,二十多前美国《时代杂志》以封面故事形容台湾是《贪婪之岛》,如今情况变得日益真实,「黑心」产品从腐败的官僚、贪 婪的商人,一直到满天飞舞的媒体秃鹰,已到了族繁不及备载的境界,「贪婪之岛」果然名不虚传。
 孙中山有句话说得好,「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从大陆到台湾,二岸「黑心食品」的不绝如缕,其所反映的其实是社会风气的败坏与人心的贪婪。
 也因此,欲治「黑心食品」,首先即须从治人的「黑心」开始。欲治「黑心」,不能靠单打独斗,必须整个华人世界,来一场素朴的心灵革命:将心比心的同理心;钱,够用就好;人生,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事。

2011年6月7日 星期二

政府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可信

人民日报:政府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可信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06-02


  中评社北京6月2日电/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在百姓眼里,从善如流、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更加可信、可敬、可亲。纵观这些年的情况,大凡能够及时回应公众质疑、正确对待社情民意的,往往会在良性互动中提升政府公信力。就此而言,群众的诉求、媒体的监督恰恰是党和政府宝贵的执政资源。

全文如下:

  今天的中国,民众的诉求日益多元,舆论质疑时有耳闻。各级政府的回应能力,已经成为衡量执政水平、检验执政理念的重要标杆。

  以近期新闻为例。一是故宫失窃,一是广州“举牌哥”。同样面对质疑,从“失窃”、“错字”,到“经营会所”,故宫的回应左支右绌、差强人意。而广州地铁公司则一周内三次主动回应,约谈学生“举牌哥”,赢得舆论一致好评。仅从回应能力而言,广州更胜一筹。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州有过多次面对群众问政的历练。从番禺垃圾焚烧事件到与建委对话的“口罩男”事件,经常面对诉求和质疑,才使得“权力”尊重“权利”的意识日益提高。

  近些年来,正是在中央“公开及时、准确透明”的明确要求下,在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中,不少领导干部逐步形成共识:对批评或质疑,不必过于敏感,甚至将其视为不和谐声音,能捂则捂,能压就压;也不能玩弄技巧,将其视为“危机公关”,忙不迭撇清责任。这样的共识,正在促进各级政府执政理念的提升和治理水平的提高。

  当初的陕西华南虎事件,历时两年不断质疑与被动处置,耗费了极大的社会成本,也透支了地方政府公信。这些年,“躲猫猫事件”、“钓鱼执法事件”、“梧桐让路事件”、“高速公路天价收费案”,政府回应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回应的态度在不断改善,回应的方式在不断调整。从被动到主动,从消极到积极,一次次的进步,成为撬动事件解决、提高执政能力的有力支点。

  尽管也还有“没工夫跟你闲扯”的粗暴、文过饰非的搪塞,但总体而言,面对网络爆料,很少有人再会一厢情愿地怀念“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面对舆论质疑,“无可奉告”之类的遁词不再那么振振有词;面对突发事件,隐瞒、封锁等手段也逐渐不再是“最优选项”。相反,直面质疑,北京市居民水价调整听证会首次上网直播;回应期待,卫生部明确禁止将携带乙肝病毒作为入学、就业的限制条件。迄今为止,已有17个省区市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将网友留言办理工作纳入制度轨道。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正由社会治理的“选答题”变成“必答题”。

  不少人常有这样的误解,以为没有质疑声音,才算工作平妥;以为掩盖了问题,才算治理有方。事实上,在社会转型、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有矛盾暴露,有冲突产生,有分歧出现,正是多元多样利益和价值在寻找渠道相互对话、彼此辩驳。对话胜于对峙,从倾听民众的诉求中改善治理,在回应舆论的质疑中寻求进步,实现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现代行政的基本理念。

  在百姓眼里,从善如流、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更加可信、可敬、可亲。纵观这些年的情况,大凡能够及时回应公众质疑、正确对待社情民意的,往往会在良性互动中提升政府公信力。就此而言,群众的诉求、媒体的监督恰恰是党和政府宝贵的执政资源。

  时刻关注民意的温度和风向,以公开透明化解疑虑,以闻过则喜树立公信,以真诚维护群众利益赢得民心,在良性互动中促进社会共识、完善公共治理,这是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目标和现实途径。

首发公司的霸气从何而来

首发公司的霸气从何而来
“你也是生活在北京吧,为这点事不至于,别到时给个人惹麻烦!”中央电视台记者薛晨在微博上称,自己在采访首都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首发公司)时,遭遇该公司副总经理冯雷的言语威胁。首发公司党群工作部人员予以否认称:一个国有企业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吗?

从情理角度推测,在无个人恩怨的情况下,一名记者似乎没有缘由编织谎话诬蔑一名企业负责人;反之,一个问题重重的企业遭到媒体曝光,其负责人则有缘由威胁记者,并且拒不承认。当然,这仅仅是推测而已。

中国公路收费乱象纷呈,其中有两个臭名昭著的典型,一个是广东的广深高速,一个是北京的首都机场高速。前者以收费时限长达50年而声名大噪,后者则因暴利滚滚而闻名于世。首都机场高速总投资11.65亿元,收费3年多,其性质从政府收贷公路转变为经营性公路,于1997年1月重新批准收费30年,至2005年底已收费32亿元,到收费期满估计还能收费90亿元。

此次央视曝光的新问题是:首都机场高速自2009年10月1日起实行单向收费,往返只需交10元高速费,但是直到现在,仍有很多司机双向交费20元,收费人员不提醒,并称他们没有义务。收费站附近确有公示牌,但牌子位于过了收费站50米左右,而不是立于进收费站之前。

瞧瞧,这就是一家堂堂国有企业的所作所为,司机多交了钱,他们脸不红心不跳,偷偷摸摸笑纳之,莫非他们平时在生活中也是这样为人处事的?如此下三滥的作为,真是有辱“国有企业”之名!在这样一家国有企业,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即使威胁记者也不足为怪。央视主持人张泉灵说得好:“是的,我有家人,住在北京,所以才不希望北京只属于少数想和谐就和谐、想威胁就威胁的东南西北天霸们。”

即使威胁记者与否一时无法查证,但首都机场高速收费时限违反国家规定是事实,暴利滚滚是事实,乱收费是事实,被央视曝光后他们盛气凌人地 “约谈”记者也是事实——首发公司为何这么牛?霸气从何而来?看看其“身世”就知道:该公司由北京市交通委于1999年9月组建,把持着数百公里高速公路的收费权,并担负着规划中的数百公里高速公路的建设任务。显然,如果说高速公路是首发公司的“提款机”,那么首发公司就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怎能不牛气冲天、霸气十足?以至于2008年2月审计署曝光首都机场高速收费问题后,首发公司不仅置若罔闻,反而扬言还要再收100年!如此,央视曝光在他们眼里又算得了什么。

中国公路收费乱象的根源在哪里,首都机场高速就是一只值得好好解剖的“麻雀”。这条高速路连接市区和机场,它可是首都的一个形象窗口。北京是一个好面子的城市,连所谓的“低端劳动人口”都无法容忍,不知何以能够容忍一个形象窗口长期问题重重。 (晏扬)

调节贫富差距不能只抱个税一棵树

调节贫富差距不能只抱个税一棵树
郭松民

4月25日起个税草案开始征求公众意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人大收到的意见就超过22万条。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采访了众多经济方面的专家,有学者甚至称通过个税调节收入是空想。(5月25日 央视网)

应该说这些学者的观点都是很有道理的。比如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就认为,《个人所得税税法》中明确规定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以及偶然所得部分征收的很少,甚至基本不征收。这使得个税征收范围过窄,工薪阶层成为纳税的主体,而高收入者的收入则难以严格征缴。

其实在任何一个社会,调节贫富差距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没有哪个单一举措可以一试就灵。个税搞得好了,会有利于调节贫富差距,不过这也仅仅是“有利于”而已,还要和其他措施一起推进才能有效,搞得不好,个税成了“工资税”,反而会劫贫济富,拉大贫富差距。

为了实现调节贫富差距的最终效果,目前首先应该做的,是进一步对个税草案进行修改,如加大对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以及偶然所得部分的征收力度,这些收入也是个人所得,将其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是科学合理的。

但是,即便如此,仅仅依靠个税来调节贫富差距仍然不够,政府可以做的事情仍然有很多,比如,增强弱势群体在利益分配时的谈判能力,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对中产阶层实行放水养鱼的政策,等等。从税收杠杆的角度来看,则应该考虑尽快开征遗产税(包括赠与税)。

遗产税是国际公认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有效杠杆。即便是强调经济自由的美国,征收起遗产税来也是毫不留情,遗产税最高税率竟达55%,今年还要将免征额从每人350万美元降至100万美元,受其潜在影响的纳税人是原先的8倍之多。

在中国,开征遗产税条件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从税源上看,《2010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已有87.5万个千万富豪和5.5万个亿万富豪,超富群体已相当庞大,加上数量更巨大的百万富翁,遗产的税源基础已相当可观;从法治条件的角度来看,《物权法》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也在编纂中了,可以说基本的法律框架已经具备;从舆论的角度来看,当下公平诉求空前强烈,民意基础利于政府开征遗产税。

早在2004年,我国就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但至今不能开征遗产税,这跟富人对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有关,但贫富差距是必须要调节的,否则将不利于社会和谐。调节贫富差距不能只抱个税一棵树,而应该把开征遗产税提上议事日程。

面对塑化剂,监管应“以攻为守”

面对塑化剂,监管应“以攻为守”

2011年06月01日 10:15:46  来源: 新京报


  塑化剂风波在台湾已波及200多家食品、药品、婴儿用品和保健品企业,绝大多数台湾食品大厂、品牌被牵扯其中。台湾卫生部门日前还通报,确有部分含塑化剂的饮料、功能食品等销往大陆,一些地方确已发现并封存可能含塑化剂品牌、批次饮料和食品。

  尽管一些台湾食品厂商频频在媒体亮相,声称“大陆销售的产品不含塑化剂”;大陆一些地方、部门也表示,市场上尚未发现塑化剂污染的痕迹。但,这些表态还不能令大陆市场、消费者完全放心。

  面对塑化剂带来的冲击,有关方面的监管应“以攻为守”,要求相关厂商拿出其在台湾市场的担当,对大陆消费者一视同仁。

  塑化剂事件蔓延后,加拿大、美国等受影响的国家,纷纷由权威部门发出食品安全警告,并责令相关产品全部先行下架。与之相比,我们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仍停留在“有问题则不许上市”的层面,而未达到其他国家、地区(包括台湾本地)“没问题才许上市”的层面。

  监管部门也应及时发布食品安全警告,并效仿台湾地区和国外,全面推行相关产品先下架、检测无问题方得重新上市的准入标准;必须“以攻为守”,认真、科学、透明地排查,如果有类似问题,要坚决曝光,一查到底;即便没有,通过这样的行动,也可增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信任。

  食品危机的特点是波及面广、传播速度快,因此一切措施生效的关键,一是公开透明,二是争分夺秒。如是,有关方面必须抓紧时间了。□陶短房(学者)

打击食品非法添加“风暴”席卷全国

打击食品非法添加“风暴”席卷全国
2011-05-30 07:29:19 来源: 新华网

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从染色馒头到毒豆芽,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已成为百姓餐桌上突出的“不安全因素”。近期以来,从北京到广东,从浙江到宁夏,一场打击食品非法添加的“风暴”席卷全国。

随即,广东各地严查墨汁粉条、无证私制腊肉、瘦肉精、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案件。省政府对墨汁粉条案件进行挂牌督办,并在全省部署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米面制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联合整治行动。目前,广东的严打专项行动正在有序推进。

山东省选择群众反映强烈、问题多发易发的重点区域、重点环节和重点产品,组织开展了问题乳粉清缴、地沟油整治、学校食堂整顿等活动。在问题乳粉清缴整治工作中,山东实行包点责任制,各地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对口包点负责、责任到人,取得良好效果。

宁夏重点开展了四轮问题乳粉彻查清缴工作,对全区养殖源头、鲜奶收购和乳制品生产、经营、餐饮等环节的2.7万家单位进行了全面清查,共查处问题乳粉案件4起、涉案企业3家,吊销2家乳粉生产企业生产许可证。 同时,宁夏还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开展了“地沟油”和餐厨垃圾专项整顿行动。目前银川市餐厨垃圾集中回收率为60%,回收的垃圾做到了100%集中处置,当地计划3年内在所有地级市实现餐厨垃圾统一回收处理,从源头上控制餐厨垃圾流向。 严密监测风险防食品安全隐患于未然 浙江省从2000年开始就对食品安全进行风险监测,2010年又将食品添加剂及非法添加物纳入监测计划。

通过10余年的连续监测,浙江初步积累了食品中重金属的污染水平和分布、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水平等基础数据。如对油条铝含量超标问题,有关部门在加强监测的同时,还积极探索研制出了无铝油条新配方,有效解决了油条含铝超标问题。

江苏省大力加强能力建设,健全完善风险防控体系。畜禽屠宰监管信息系统、肉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系统、肉菜流通追溯系统在部分省辖市投入使用,建成覆盖市、县的食品化学污染物和食源性疾病监测点,基本形成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框架。

作为食品的生产和消费大省,广东省依托当地食品安全网的技术平台,收集、整合各地、各部门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开展食品安全舆情监测,实现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发布,加强监管部门与公众的沟通,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贫困县"顶风"建豪华别墅胆量何来?

贫困县"顶风"建豪华别墅胆量何来?
广东日报 05-30-2011
近日,《焦点访谈》节目披露,国家级贫困县河南虞城县供电公司建了一大片豪华别墅用于内部享用。

中央早有规定,严禁新批别墅用地。而央视记者在调查中更是挖出有关部门“协议出让土地”、私自将办公用地改成别墅用地的违规举动。央视为此发出强烈质疑与追问——中央三令五申,一些地方和部门何以还敢“顶风作案”?

“顶风作案”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字眼,当我们屡屡谴责顶风作案者、又屡屡被新的顶风作案行为所嘲讽时,我们就不能不反思:顶风作案者的胆量、能量来自何方?

一种可能是,“风声”虽大,“风力”却弱,缺乏威慑力。很多时候,我们的政策也好、禁令也罢,往往听似掷地有声、雷霆万钧,实则或是九龙治水,或是无心恋战,最终监管起来、执行起来,便是拳打棉花、变成和风细雨。这并非个案,从楼市整顿到食品安全,从严打黄牛到扫黄打非……无奈的现实莫不如是。如此温柔之“风”,作为深谙个中玄机的体制内某些人,怎会不“顶”?

另一种可能是,“风衣”和“保护伞”足够厚,即使暴雨狂风也难耐他何。有时上面下令严加整肃,到了地方却被层层拦截、处处袒护,最终风暴过处,畸形之花毫发未损、依然迎风摇曳。从异化的官员“免职”到拉“临时工”做替罪羊,从落马官员莫名其妙“重大立功”减刑到被害人家属被软硬兼施强行“和解”……在当地有“风球”预警,有“风衣”避寒,风险如此之低的顶风作案,太有吸引力!

可见,要破“顶风作案”之“风”,一要真心监管、问责,而不是敷衍性地“一阵风”式整顿;二要整肃吏治、破除阻力,不能再坐视一些地方擅用“土对策”化解“大政策”。
(弓刀 原题:贫困县"顶风作案"建豪华别墅,胆量何来?)

不能要钱不要命

不能要钱不要命
2011年05月30日 来源: 人民日报

  双汇的“瘦肉精”事件,据说直接损失230多亿元;三鹿的“三聚氰胺”事件,不仅使企业关了门,而且使整个奶制品行业都受到重创。这些令人揪心的案例,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企业,尤其是那些千辛万苦、千锤百炼、好不容易闯出了点名气的大企业,一定要“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切不可只求扩张,只讲产量,或者只是把质量作为“附带品”随口讲讲、“广告语”挂在网上。须知,当今天下,消费者已经或正在成为“上帝”:他能让你疯狂,也能让你灭亡。

  无疑,办企业就要赚钱,但要赚之有道。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如果为争市场而忽略了产品质量,等于自残生命,即使赚的钱再多,又有何用?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地处中原的一家大型国企明确喊出了一个口号:“产值是钱,质量是命,不能要钱不要命”,并将有质量缺陷的产品全部从市场“召回”,从而赢得了极高的信誉,使本企业“当家产品”的销量在全国2000多个同类产品中名列第二。

  古人曾说过:“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这“三无”的告诫启示我们,企业要抓好产品质量,只关注“厂区内”的事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两头在外”:一头要把好原辅材料采购的质量关,一头要把好到市场上为用户服务的质量关。没有这两条,只在厂区内的工艺、制造环节上下功夫,很可能是辛辛苦苦却难结善果。“三鹿”也好,“双汇”也罢,这些事件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办企业,一定要抓好原辅材料这个“第一车间”。否则,“第一”基础不牢,质量地动山摇。

  河南开封相国寺内有一尊佛像叫“千手千眼佛”。企业要抓好产品质量,必须要有“千手千眼”的作为:全员抓质量、全过程为质量、全面实行质量管理。质量源于细节。细节既靠“千手”,也靠“千眼”。手的作用是“做”,眼的作用是“看”。看,就是检验。质量是做出来的,同时,也是检验出来的。没有严格、严密、严谨的检验,特别是没有对原辅材料或外加工件的过细、过硬检验,那么,在本企业的围墙内无论怎样做产品,也难以使产品质量达到契合人意的标准。

  人具有“自爱”、“自保”的特性。“自爱”,就可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对自己的产品做些不切实际的宣传,甚至爱屋及乌,乱吹一通;“自保”,就可能遇到批评东躲西闪,碰到瑕疵遮遮盖盖,面对污点掩掩藏藏,甚至把“丧事”当喜事办,把过失作成绩讲。因而,企业要抓好产品质量,仅靠“自律”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他律”。政府监管,责无旁贷;舆论监督,义不容辞。惟有如此,企业对产品质量才可能始终兢兢以强。(张保振)

机关办事必须多一份事前“敬畏”

机关办事必须多一份事前“敬畏”
2011年05月30日 来源: 扬子晚报


江苏溧阳市上兴镇被媒体曝光称,该镇新建的办公大楼严重超过规定标准,上兴镇连夜整改(5月29日《扬子晚报》)。

上兴镇的办公楼事件,走的是老套路,即“违规建设——群众举报——媒体曝光——上级重视——下级整改”。若最后能把问题整改到位,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自然比一些人和事“死猪不怕开水烫”强得多。

在这样的处理流程中,让人看到了群众的举报,看到了媒体的监督,看到了上级部门的监管,还有下级的知错改过。虽说不赖,但总觉得有欠缺:一则,为何办公楼要先超标建设,难道镇政府不知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吗?二则,群众有意见为何不改,难道非要等媒体监督了之后才作改正吗?三则,镇政府建楼、搬迁之类的“大事情”,上级部门是真不知情?

我总觉得,总有一些人试图“先斩后奏”,“试探”一下群众的态度。其原因不外有四:一则,无视群众的利益和感情。二则,对一些制度的执行,缺乏强有力的监督。诸如办公场所标准问题,现成的文件除了糊在墙上压在玻璃板下,还摆哪去了?三则,缺少惜财的理念。建豪华办公场所,图的是自己的享受,不知挥霍的是老百姓的钱。四则,涉公的问题就算是要被问责,也相对较轻。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有些人胆子更大了,敢于打擦边球。

还请多思量范仲淹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多一份敬畏之心,事先照章办事,总是要强于事后补救的。(王玉初)

依法治国与依法治“权”

依法治国与依法治“权”

2011年05月20日
人民日报


  经过25年全民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干部自觉学法用法的意识大大增强,并已成为一种新的执政风尚。但不可否认的是,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旧习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导干部的头脑中仍有残余。

  从“谁耽误嘉禾发展一阵子,就让他难受一辈子”的雷人口号,到信奉“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强制、暴力拆迁事件;从用“红头文件”否决生效的司法裁定,到“什么法不法,老子就是法”的强硬态度,一些干部的表现,与依法治国的理念大相径庭。

  是这些领导干部不懂法吗?不是!从1986年至今,我国连续实施了5个全民法制宣传教育五年规划,一直把领导干部列为重点。各地也都推出了诸如任前法律知识考核制度、各类法律知识竞赛等措施,他们应该知道哪些行为可为,哪些行为不可为,说“不懂法”只是一种借口。真实的原因,是个别领导干部缺乏对法律的尊重和敬畏。在他们眼里,法律只不过是治理百姓的工具,而自己权力在手、“真理”在握,依长官意志执政天经地义。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从“人治”走向法治,领导干部是关键。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其主管的一个地区、一个部门能否依法办事。如果领导干部不懂法,无视法律,甚至违法,其危害程度比普通公民违法要严重得多。

  正因如此,中央反复强调,“建设法治政府,就是为了使行政权力授予有据、行使有规、监督有效,做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防止行政权力的缺失和滥用,带动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今年是“六五”普法规划启动之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前不久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再次强调,把领导干部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重中之重。

  将领导干部作为普法对象的重中之重,不仅仅是让他们知悉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进一步树立法治意识,自觉约束手中权力,自觉践行依法行政。

  要让领导干部树立法治意识,就得让其尊重法律的神圣。如果领导干部不以身作则,就算百姓守法,久而久之法律在群众心目中也会失去尊严,甚至出现信暴力而不信法律的恶果。只有让领导干部明白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没有任何超越法律规定的特权,必须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手中的权力,才不至于总是习惯依靠长官意志和简单的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

  要让领导干部树立法治意识,就得让其敬畏法律的威严。如果没有相应的惩罚责任,缺少有力的约束和强制,违法成本过低,甚至用权可以抵罪,敬畏法律也就成了一句空谈。只有对领导干部的违法滥权行为真惩处、真治理,让他们权衡得失,放弃侥幸心理,才能杜绝以言代法、以情代法、以权扰法。

  依法治国当自依法治“权”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今天,加快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依靠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在领导干部中培养“研究问题先学法、制定决策遵循法、解决问题依照法”的习惯,确已成法制宣传教育的当务之急。(王比学):47  来源: 人民日报

美国暂停印钞缘何难以提振美元

美国暂停印钞缘何难以提振美元
2011年05月03日  来源: 中国证券报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4月末发布了利率政策声明:决定将基准利率和6000亿美元国债购买计划的预定结束时间均维持不变。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终止量化宽松QE2以后,也就是美国暂停印钞了以后,美元没有走强反而是走弱了,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需要深入分析。

  本次美联储议息会议特点是:本次议息会议基本符合市场的预期,首先是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其次是宣布QE2按照原计划继续执行。美联储的依据是:认为美国经济处于温和复苏的过程,一季度美国GDP增速预计在2.1%左右,低于去年四季度,但PMI和消费市场仍然稳步上升。就业市场整体在改善,失业率已经降至8.8%,为两年来最好水平,新增非农人数逐步增加,但失业率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表明美联储对此信心还不足。至于通胀方面,美联储认为能源和商品价格上涨是暂时而短期的行为,认为长期核心通胀率仍将处于较低水平,为继续完成QE2找到较为重要的借口。美联储这次强调或在更长期的时间内将利率维持在极低水平。

  对于美元的不断走低,很多人认为是美国印钞的结果,因此想当然地认为只要美国终止了印钞,必然是美元出现走强的趋势。本次美国暂停印钞让盼望美元走强的投资者众望所归,而且此次暂停印钞也是完全符合市场预期,因为美联储有权决策的委员们的态度在本次会议前的表态已经很明确,但是自从市场有了暂停印钞的预期以后,美元反而不断走低,美元的走势与这一利好的预期完全相反,对于这样的走势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其中必然的经济运行规律,让市场做出相反的反应究竟原因何在?

  本人认为这一弱势美元的结果与美国国债信誉的隐含危机有关,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让美联储不断以收购美元的方式进行印钞,这个政策的结果不仅仅是印钞,同时也是对于美国国债价值的一个担保,美联储收购美国国债,是对于美国国债价格的重大支撑,确保了美国国债的市场价值,如果美联储不再收购国债了,美国国债必然面临巨大的下跌压力,而持有美国国债的全球金融机构和主权基金必然的选择就是抛售国债,并且把抛售美国国债取得的美元卖出,而买入收益更高的金融产品,美元被大量卖出的结果必然是美元的走低。

  美国国债的下跌,也是美国政府的巨大压力,因此标普会下调美国政府的信用评级前景。美国国债的低收益也是一个问题,美国新国债的收益率不断降低,降低了世界持有美元的吸引力,而美国国债的利率提高对于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是巨大的压力,美国的财政收入支付国债利息的比例会让美国经济崩溃。到2011年初长期利率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从前期高点3.7%回落至3.45%,处于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短期利率方面,美国2年期国债利率水平也出现回落,利率从0.85%一度回落至0.7%以下,不过整体回落幅度小于长期国债,美国10年期国债和2年期国债的利差也从历史高位的290bp下降至270bp,利率曲线的陡峭程度下降呈现出平坦化趋势。美联储在暂停印钞的同时也做出了保持低利率的政策承诺,这样的低利率导致美元与世界其他货币的利差,尤其是在欧盟已经加息的背景下,欧元的利息收益优势一定要反映到货币的强势上,因此美国停止印钞却没有加息,在其他经济体高利率的吸引下,并没有改变美元被不断卖出的境地,导致美元进一步的弱势。

  因此对于一种货币的走势,不是简单的一个因素所能够决定的,在一个系统化的运行模式下,单一的利好经过系统性的博弈很可能会走向事物的反面,这也是非合作的纳什均衡博弈的基本原理,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货币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各国、各金融实体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非合作博弈,因此我们对于某个政策所能够产生的后果,也是需要有一个系统性、博弈性的全面思考才行。(张捷)

扩大对美投资 两利共赢之事

扩大对美投资 两利共赢之事
2011年05月19日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的《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中提出,中美双方将进一步扩大双边投资,反对投资保护主义。

  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市场秩序规范、法治化程度高,是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乐土。2009年末,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全球占比为17.6%,居世界第一,远高于第二位法国6.4%的占比。美国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国家。2003-2009年,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存量从5.02亿美元增至33.38亿美元。

  扩大在美国直接投资,对于我国企业提升研发和技术水平、创建国际化营销网络与品牌、培育国际眼光和思维将有较大益处。同时,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鼓励实体经济发展,我国扩大在美直接投资,对于促进美国就业、推动其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也将大有益处。因此,美国如能切实推动我国在美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将符合中美双方的战略与利益,是互利共赢之事。

  然而,扩大在美投资的路程不可能一帆风顺。美国对我国企业跨境并购设置种种阻力,将是扩大对美投资的一个重要障碍。美国在技术、品牌、营销网络和资源等方面拥有比较优势,利用美国这些优势提升自我发展水平是我国企业对美投资的重要目的,而跨境并购是利用这些资源的有效方式。因此,跨境并购在我国对美投资中将占据重要位置。一般而言,由于跨境并购在初期可能带来东道国资本存量的下降、就业和技术的流失以及市场竞争的削弱,东道国对跨境并购往往采取严格审查,这本无可厚非。然而,美国对我国跨境并购的审查,却常常超出经济的界线,在维护国家安全的理由下,将商业问题政治化,对我国跨境并购设置种种障碍,导致许多交易无法实现。从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到华为收购美国三叶公司资产,莫不如此。

  美国对我国跨境并购的态度有其深层次原因。美国将我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视为中国崛起的象征,而美国不少人对中国崛起仍存在战略上的疑惧,甚至担心我国可能挑战美国头号强国地位。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大规模在美投资时,美国曾表现出同样的疑虑。在这种疑惧下,美国自然会将国家安全的边界放大,将正常商业并购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夸大。

  下一步,美国要真正对我国开放投资、特别是逐步消除对我国企业跨境并购的疑惧,需中美双方共同努力。就美国而言,应认识到中国推动企业“走出去”,只是想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办好自己的事,绝无争霸和扩张之心,世界和平与和谐是中国一贯坚持的理念;同时,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有其深厚的基础,中国会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就我国而言,应加强与美国政府、国会、政党、智库、企业以及民间团体的全方位交流,增进美国对我国的了解,消除其不必要的疑惧。对有意赴美投资的企业而言,要加强对美国法律、文化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研究,采取适当投资策略,推动投资成功,并实现在当地的持续稳定经营。

  (杨长湧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博士、助理研究员)

公开招聘岂能“选择性失察”

公开招聘岂能“选择性失察”
2011年05月30日  来源: 人民日报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领导干部的近亲是否可以参加?

  温州市公路管理处招聘多名交通系统领导干部亲属,温州市人事局纪检组长给出的解释是,“领导子女也有考试权”。

  这种“公平论”,恐怕有违人事招聘最基本的制度规定。2005年,人事部出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明确把“回避制度”专门作为一条列出:“凡与聘用单位负责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的应聘人员,不得应聘该单位负责人员的秘书或者人事、财务、纪律检查岗位,以及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岗位。”可以说,对领导干部近亲做出一定限制,正是为了防止滥用公权力,以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机会公平。

  温州市公路管理处的这一做法,显然在禁止之列。温州市人事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规定,其结果是造成了双重的“选择性失察”。招聘过程没有审查应聘人员的考试资格,事后也没有核实相关法律依据,这实际上为违规行为开了后门。

  值得警惕的是,今天,我们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干部,在面对公众质疑时,往往自以为是,没有调研,信口发言,并且总是显得“言之凿凿”,不愿意审视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法律、法规、政策,从而习惯性地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这种“选择性失察”,实际上就是一种失职,为害甚大。(天亮)

因“乔迁宴”摘掉乌纱帽并非小题大做

因“乔迁宴”摘掉乌纱帽并非小题大做
  近日,海南省纪委就东方市商务局原副局长关某违反廉洁自律规定,大摆“乔迁宴”案件发出通报。东方市委决定,取消关某市商务局副局长试用资格,改任市商务局科员。(据5月13日《海南日报》)

  据报道,这位关某2011年1月通过公开选拔,担任东方市商务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今年2月,为庆贺乔迁新居,关某在没有按照规定申报的情况下,以其夫妇及父母的名义设宴20桌,宴请亲朋、同事和下属单位人员,其本人收受礼金13100元。一席乔迁宴,“迁”掉了关某副局长的“乌纱帽”,还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并延长预备党员预备期半年。

  在豪贪巨蠹频现的背景下,不免有人为关某“抱不平”:区区一个副科级干部,因为摆了几桌酒席,收了一万多元礼金就被罢了官,如此“小题大做”至于吗?这种看法,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人情问题“事小”?中国是个人情大国,寻常百姓间逢年过节得“走动走动”,婚丧嫁娶要“表示表示”。但领导干部身份特殊,自然不能与普通群众一般“见识”。有人说,为官大都有“四多”:除了真理多、优点多,还有就是亲戚多、朋友多。可不是吗?人一当官,七大姑、八大姨都找上门来了,就连幼儿园时的朋友也会凑过来“斜旧”。人情面前如果不加节制,那么,它既可能成为别有用心者腐蚀官员的突破口,更有可能成为无良官员搜刮钱财的良机。这些年,领导干部借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大肆敛财的案例不时暴光,举不胜举。

  其次,万余礼金“数小”?“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古训,恐怕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万余元礼金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若不自重,则必酿大祸。宋代时河北有个保管金库的小吏,被查出帽子里夹了一文钱,证实了是官库里面的钱。县令审案时,小吏满不在乎地说,就算一文钱是我偷的,你能判我什么罪?县令震怒说,监守自盗,还如此嚣张,如不严惩必致更大后患?提笔写下判词:“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当场就判了死刑。领导干部掌权行政,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成大恶,切不可等闲视之。

  第三,科级干部“官小”?机关干部中常有人提起腐败颇为不屑,认为自己不过芝麻大的官,想腐败还腐败不了呢!殊不知,时下腐败“低职化”趋势日益突出,只要与权与利沾上边,不论官大官小,谁都有腐败的可能。按说,在我国公务员管理体制中,股长是级别中是最低一级的管理干部。但是,《扬子晚报》1月19日报道,在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一名小小股长竟做下惊天大案,5年间鲸吞9400万元财政资金。其实,村支书、村主任“小官大贪”现象,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相比村官、股长,科级干部堪称“大官”,“能耐”岂可低估。

  有一幅对联:“宽一分则民可受一分赐,取一文则官不值一文钱。”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为官者要善于把握大事,也不能忽略小节。门上有针眼大的孔,就能钻进斗大的风。如果作风上不正派、行为上不检点,道德情操发生裂变,就将一步步陷入违纪违法的泥坑。

  【本文选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七一社区” ,点击查看原帖】

执行“十二五”规划注意三个问题

执行“十二五”规划注意三个问题
2011-05-30 09:51:42 来源: 新华网

  “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为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能否实现规划的目标,很大程度取决于如何执行。我认为,执行“十二五”规划或者未来发展当中要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经济增长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前只关注GDP增长,现在要注意不要人为地去抑制GDP的增长。“十二五”把GDP增长目标调到了7.5%,但我们千万不能把GDP“压”到7.5%。这个目标的含义只是说,我们不必人为地追求高增长,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要7.5%。我认为中国未来仍然需要一定速度的GDP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有大量农村人口需要转移,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民超过总人口的10%,而我们有50%的农民,也就是说将来我们有40%的人口要转移,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来创造就业。
  第二,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要因地制宜,尊重市场,避免政府过多的和直接的干预。我们讲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到底市场做决策,企业做决策,还是政府做决策?中国现在体制是一种过渡的体制,容易出问题。我们目前的情况,地方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很大,每个地方政府都有搞经济的积极性且有实际的影响力。以汽车为例,中央政府一说我们要发展汽车工业,各地都上汽车,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在生产汽车,生产能力绝对是过剩的。
  第三,解决“市场失灵”政府要用正确的方法。什么叫市场失灵?这里面有个观念一定要搞清楚,政府解决市场失灵只是保证穷人的基本生活,不是解决穷人的致富问题,也不是给所有的人解决生活问题。政府真正要解决的民生问题,是穷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其他的人,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市场得到解决。对于市场失灵的问题,我们目前并没有用很好的办法去解决,就是简单地控制价格限制购买。这些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
  市场导向的经济越发展,市场失灵的问题也越严重。“十二五”规划关注这些问题是必要的,但一定要采取正确的方法,而不是重走老路。我们解决市场价格太高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要增加供给,包括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核心的措施是要依靠市场依靠民营企业增加供给,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更多的民营经济去进入医疗、教育行业和住房建设,一方面有利于发展服务业调整产业结构,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更好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解读当前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

解读当前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

最近以来,大陆涉台学界开始重视与讨论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问题。目前,台湾社会原来并不显著的阶级矛盾愈益突出,已成为民进党在政治斗争与选举中主打的议题。那么,如何看待当前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确是我们深刻认识台湾社会与政治的重要问题。纵观台湾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可以发现,蓝绿对立与蓝绿矛盾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他社会矛盾,包括“统独”矛盾、省籍矛盾、南北矛盾、政经矛盾、环保与经济发展矛盾等,或多或少都受这一矛盾的制约与影响。

蓝绿矛盾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台湾社会的诸多矛盾中,蓝绿矛盾是一个基本矛盾,而且是一个对抗性的矛盾,影响与制约着其他矛盾。蓝绿矛盾不解决,其他矛盾与问题就很难解决。 当今,台湾社会不再是一个整体,不再是一个和谐、团结的社会,而是一个蓝绿二元对立、分裂的社会。泛蓝阵营在政治与权力结构上以国民党为主体,包括盟友亲民党与新党等,其支持者构成泛蓝阵营的群众基础;泛绿阵营政治上以民进党为主体,包括盟友台联党与“建国党”等,其支持者构成泛绿的群众基础。蓝绿的主要区别在于:泛绿阵营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主张与追求台湾独立,否定“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否定“九二共识”,“反蓝反中”;泛蓝阵营既有本土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也有中华民族意识,坚持“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承认“九二共识”,反对“法理台独”,“反绿不反中”。因此,蓝绿矛盾与“统独”矛盾、族群矛盾、“国家认同”矛盾等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存在差异与区别。蓝绿矛盾之所以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与两岸等几乎所有议题,都存在明显的蓝绿差异与蓝绿之争,双方难有共识;对于同一个议题,蓝绿也很难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与认知。第二,台湾社会对事物已没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与是非标准,完全是以蓝绿立场与蓝绿政治标准来衡量,形成典型的二元格局。第三,今天台湾的一切政治斗争与政治运作,完全呈现蓝绿之间的利益与权益分配,没有第三势力生存、发展的空间。蓝绿矛盾的核心问题不是内政与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而是如何处理与定位与大陆的关系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台湾内部与大陆的矛盾是台湾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台湾内部的许多重大政经决策,都与大陆或两岸关系存在密切关系,或者说无法回避两岸议题。国、民两党在权力争夺中,主要是围绕两岸议题(台湾的政治问题核心也是两岸问题)展开激烈斗争。只要两岸问题不解决,蓝绿矛盾就会长期存在,并制约与影响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与两岸关系的发展。

“统独”矛盾已变为“独”与“非独”的矛盾
“独”与“非独”的矛盾,是台湾的主要矛盾。长期以来,许多涉台学者认为“统独”矛盾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或最重要的矛盾。在前些年,如果有这样的认知也许是正确的,但现在情况有所变化。虽然目前台湾社会的“统独”矛盾依然存在,好像还非常突出,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台湾的“统独”矛盾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今天台湾只有“独”与“非 独”的矛盾。这是由于,台湾社会内部尽管还存在统派,但统一的力量在迅速衰退,在岛内已无法构成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反,在今天的台湾,尽管维持现状派占绝大多数,是主流民意,但越来越多的人倾向独立,因此,今天的台湾已不是“统”与“独”的矛盾与选择,而是“独”与“非独”的矛盾与选择。“非独”就是维持现状,而不是“要统”。“非独”是一个需要科学解读的概念,这里还存在一个“事实独立”与“法理独立”的区别。“非独”是指不搞“法理台独”,而是要“维持现状独立”,或寻求“事实独立”。事实上,随着国民党“非统”立场的变化或“独台化”(承认台湾的“事实独立”,不谋求“法理台独”)之后,“统独”矛盾就不再是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今天,民进党仍将国民党视为“亲中”的统一政党,是对国民党的栽赃与抹黑,是政治斗争的手段,是逼国民党不断“台湾化”、“本土化”与“台独化”。事实上,国民党已是一个完全“台湾化”的政党,是一个仍坚持“中华民国”政治框架或“一中宪法”的政党,是一个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政党,是一个不再追求两岸统一的政党,是一个公开主张不搞“法理台独”、而谋求维持台湾“事实独立”的政党。民进党是一个“台独”政党,一方面在现实中逐步向“事实台独”靠拢,另一方面仍没有放弃“法理台独”的主张与目标(追求建立“台湾共和国”的“台独党纲”仍在),是一个“事实台独”与“法理台独”兼顾的政党。台湾民众的主流民意虽然不主张统一,但也不希望搞激进的“法理独立”,而是维持现状,即维持台湾的“事实独立”。可见,“统独”矛盾不再是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台湾的主要矛盾已经演变为“独”与“非独”的矛盾,即维持“事实台独”与追求“法理台独”的矛盾。

省籍矛盾依然存在台湾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
本省籍与外省籍两大族群的矛盾,即省籍矛盾,这是台湾一个重要的社会矛盾。国民党统治政权退居台湾后,形成台湾社会“中央/外省—地方/本省”的二元政治权力结构。反映在社会层面,则呈现出掌握社会优势资源的外省人与居于弱势地位的本省人的关系与矛盾,也表现为掌权的外省少数群体与不掌权的本省多数群体之间的关系与矛盾。民进党的发展与崛起,就是建立在这一省籍矛盾强化的基础之上的,即强烈反对所谓的外省权贵层,为所谓的弱势本省群体争取利益。经过多年的政治演变与民进党执政,这一省籍矛盾更为突出,其内部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本省人及本省政治集团势力不断壮大,外省人及外省政治集团实力不断弱化。目前,外省籍群体绝大多数(约占80%)支持国民党,本省人(占60%左右)是支持民进党的主体力量。特殊的省籍矛盾在民进党的政治操作下变得甚为敏感,渗透到了台湾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角落。李登辉曾试图融合外省人为本省人,建构“新台湾人”,形成“台湾命运共同体”,事实上,李登辉一直在压制外省人,非但没有实现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和解,实现族群融和,反而因其分裂路线进一步加深了省籍矛盾与省籍裂痕。陈水扁执政后,在“去中国化”、“去中华民国化”、“去蒋化”与“文化台独”路线下,极力打击与排挤外省人与外省势力,进一步加深了省籍矛盾。时至今日,民进党仍在质疑马英九的外省人身份与质疑他对台湾的政治忠诚度,就是省籍矛盾在政治斗争中的典型体现。

南北矛盾依旧突出
台湾的南北矛盾是由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引起的南北地区的经济与政治矛盾。就历史发展来看,台湾经济重心一直呈现由南向北转移的过程,只是近几十年才形成显著的南北差距。最重要的原因是台北市作为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台湾最多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国民党当局曾有以台湾作为反攻大陆基地的战略考虑,存在一种过客心态,于是在施政上采取了“重北轻南”的政策,即重点经营北台湾,较忽视发展南台湾,南北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因此扩大。今天以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县与新竹市为中心的北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高科技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发达,南台湾(中南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以传统工业、重化工业与农业为主。台湾的南北地区经济差距虽然很大,但是与东西地区相比,则不为过。为何从来没有出现所谓的东西矛盾或东西问题,反而出现严重的南北矛盾?这显然是经济话语权与政治因素造成的,与反对势力或民进党反对国民党的策略有关。外省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北部地区,所以民进党制造南北差距也有制造省籍矛盾与政治矛盾的显著用意。民进党不断制造南北矛盾并将其原因归结为国民党的“重北轻南”政策,造成了南部民众对国民党的强烈不满,也造成了政治结构上的“北蓝南绿”格局。

阶级矛盾被炒作
在台湾,虽然也存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但劳资矛盾并不紧张,也不突出,劳资争议案件还在减少,没有出现普遍性、强烈的劳工抗议资方的社会运动,为数不多、小规模的劳工运动是劳工阶层向政府争取权益,而不是直接要求资方增加工资或保护权益。现在外界之所以认为台湾的阶级矛盾变得突出,是因为随着台湾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变得更加严重。一方面,以上层社会为代表的有钱阶级(以工商大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财富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扩大,收入减少。如果将台湾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进行对比来看,双方收入差距从1998年的32倍迅速扩大到2009年的66倍。民进党为了选举的需要,不断以贫富差距扩大这一现实问题制造新的阶级矛盾,一方面让台湾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商情结”,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低层劳工群体。然而,贫富差距扩大并没有加剧与恶化台湾的阶级矛盾,台湾中产阶级并没有因此与其他阶级或阶层发生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也没有发生典型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抗议运动。扩大阶级矛盾不符合台湾的社会与政治现实,不会改变蓝绿矛盾这一基本社会矛盾。事实上,台湾各个阶级或阶层并非一个整体,而是三分天下,一部分倾向支持泛蓝,一部分倾向支持泛绿,还有一部分保持中立,尽管其间的比例有所差异,但这一大致结构基本确定。在蓝绿基本矛盾与政治倾向分野下,台湾的阶级矛盾就显得不那么突出,甚至被蓝绿矛盾所淹没。

无解的政经矛盾
政治本来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但在台湾却变为政治绑架经济,选举绑死经济,经济发展受制于政治斗争,让台湾经济发展陷于新的困境。在民主政治机制下,政党轮替逐步成为常态。在一般民主体制下,新政府基本上会延续旧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即使采取新的经济政策,也不会推翻已经在体制或法制下运行的政策。但在台湾则不同,由于两个主要政党的政治理念与两岸政策有很大差别,新政府会采取推翻或否定旧政府的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风险。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马英九当局彻底修改了陈水扁当局处处限制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管制与保守政策,而是采取积极开放的政策,加强两岸经济合作,为此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以促进台湾经济发展,实现两岸经济的互利双赢与共同发展。民进党则在台独主张与意识形态主导下强烈反对两岸经济合作,污名两岸经济合作,回避两岸经济合作为台湾带来的巨大利益与好处,无限扩大其可能 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2012年民进党赢得选举上台执政,在政治利益的考虑下很可能废止ECFA,或者修正ECFA,采取不积极作为,让ECFA的未来命运存在很大变数。 这为台湾经济的未来走向带来变数。

环保与经济的矛盾再度尖锐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一直是台湾后工业化发展以来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但近来因民进党政治领袖的党内初选变得尤为突出,其中又涉及复杂的政治因素或蓝绿矛盾。近十多年来,台湾经济发展已步入低速增长期,尽管去年出现偶然的高增长,并没有解决台湾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与趋势,今年又重回中低速增长,高失业与收入低增长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台湾当局尽管致力于发展经济建设,力求落实民进党执政时期提出并推动的国光石化项目、扩大科学工业园区建设,却遇到环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尤其是民进党党内参加2012年初选的两位主将蔡英文与苏贞昌均公开反对兴建国光石化项目,再次引发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石化工业是台湾最大的产业,有一个庞大的完整产业链,也是台湾的“兆元”产业,就业人口庞大。如果不再发展石化工业,对台湾经济的发展与就业将带来巨大冲击。在强大的反对声音与大选背景下,国光石化命运出现变数,马当局不得不在强大的环保与选举压力下做出政治妥协,目前该项目已停止继续在岛内兴建,被迫选择在海外建厂,这对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会产生不利影响。(作者:左功叶 王建民 《世界知识》杂志)

转基因食品:吃还是不吃?

转基因食品:吃还是不吃?

据最新一期《方圆》杂志报道,来自农业部的信息表明:截至目前,我国共批准发放了7种转基因植物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包括转基因抗虫棉、耐贮藏番茄、改变花色矮牵牛、抗病甜椒、抗病番木瓜、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等。此外,还批准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棉花、甜菜等5种作物进口用作加工原料,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转基因作物不得进入生产种植环节。

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有关人士告诉《方圆》记者,“在我国种植上市的食品仅限于转基因棉花(少量可食用棉籽油)和转基因番木瓜,其余转基因植物均未进入生产种植环节。但我国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转基因作物均有可能作为食品成分进入市场。”市场销售的食品中可能含有的转基因成分仅限于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番木瓜等。目前,我国并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

“目前,我国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体制可以说是相当完善的。”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有关人士称。《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配套规章共同构成了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法规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我国建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该联席会议由农业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卫生部等11个部门组成,负责研究、协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所研究员吴孔明认为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制度是十分严格的。简单来讲,安全性评价的核心就是根据现代生物技术食品风险分析原则,评价转基因生物是否存在有害物、营养或者是否影响环境。而这个评估,通常是与传统的同类食品为参照物。“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制度已经在国际上达到了最严格的程度,也是科学的。所以颁发的安全证书是可靠的。”吴孔明说。

除了前述的安全评价,对转基因生物还通过安全监管实现转基因食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再到最后摆上我们餐桌的全过程安全控制。为保护消费者知情权,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的规定,凡在我国境内销售列入农业转基因目录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应当进行标识;未标识和不按规定标识的,不得进口或销售。

“现在外界有一些误解,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外国人不吃而中国人吃的。事实上,美国是用转基因食品最广泛的国家,如大豆、玉米、油菜等,只不过他们不要求标识为 ‘转基因’才引起误解。”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有关人士一再强调,“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发现一例经科学证实的因为转基因食品而导致安全事件的案例。” (杨佳瑜)

“其实基因也不神秘,很多问题说了也就点透了。”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向记者介绍道,“我们现在吃的很多食品,都含有大量的基因,因为每个细胞里都有核酸的成分,核酸就是基因的主要成分。”

对于转基因,“我们不是随便转,而是先搞清楚它的功能、安全性以后才能转。”黄大昉说。他认为,“经过安全的管理、科学的评价,由我国政府批准进入市场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因为,它已经通过非常严格的研究和管理的程序,而且经过了很多人的、多年的实践。美国人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而现在全球已经有29个国家在种了。所以,事实证明它的安全性已被广泛接受。

2011年05月30日 14:26:09  来源: 检察日报

醉驾入刑 莫留模糊空间

醉驾入刑 莫留模糊空间
5月27日,湖北鄂州公安机关经报请该市人大研究同意后,对一名醉酒驾车肇事的人大代表依法刑事拘留。
  5月25日,在舆论围观下,四川丹棱县交警大队收回对该县某副局长“因公醉驾”的行政处罚,改以提起公诉。
  “醉驾入刑”实施一个月来,关于法律条文的执行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而围绕“特权醉驾”、“因公醉驾”热议不断,则反映出人们对“同案能否同罪”的“公正焦虑”。上述两起事件之所以令人关注,其原因正在于此。
  由此也可以理解,当初“醉驾不一定一律构成刑事犯罪”的表态为何会引来众议纷纷。这种说法刚刚提出,就立刻有专家对自由裁量权是否会导致混乱表示担忧。公安部随后表态,在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公安部门对经核实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刑事立案。
  透明细化是法律客观公正的重要保证。醉驾看行为还是看后果?如何判定情节的轻重?这些具体问题不仅决定着个案的判决结果,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对执法公正的认知。就此而言,“醉驾入刑”确实不能“模糊上路”。
  透过“醉驾入刑”以来的几起焦点案件,造成人们这种“公正焦虑”的重要原因,正在于对这种法律模糊地带的“不同拿捏”。比如,四川丹棱副局长“因公醉驾”事件,作为“醉驾入刑”后的首例公务人员醉驾案,尽管当事人酒精检测已达醉驾标准,但交警部门认为其“开车不到500米”、情节轻微且因当事人是公职人员,仅作出行政处罚。如此轻描淡写的处理,既无法消除人们对权力干扰、“网开一面”的担忧,更加大了公众“一碗酒能否端平”的质疑。
  现代刑法学鼻祖贝卡利亚曾经说过,“刑罚的有效性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所谓“不可避免”,换句话说,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实践而言,“有条件”影响这种“不可避免性”、破坏这种平等的,往往都是权力、财富的掌握者。高晓松案,让我们看到了“名人”在司法面前只是“人名”;当公职人员酒驾后,是否能与普通公民一视同仁,而不是大醉化微醉、微醉化无醉,更关系到“醉驾入刑”实际威慑力,关系到全社会的公正信心。
  “醉驾入刑”一个月,我们看到,在舆论的督促下,司法机关正在努力压缩模糊空间,减少执法弹性。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日前表示,已经要求各级法院把最近宣判的案件上报。最高法院将认真总结各地经验,选择典型案件,以指导性案例的形式发给各级法院探讨使用。应该说,这样的努力正是司法对公众“公正焦虑”的良好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说,“醉驾入刑”给全社会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律普及课、公平正义课。(田泓)

中国与众不同的10个理由

中国与众不同的10个理由

中国怀疑论者正蠢蠢欲动,每隔几年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中国一年又一年否定了唱反调的人。这轮担忧交汇在一起,通胀、过度投资和不良贷款等。学者警告,中国可能成为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停滞不前的可怕的“中产阶级陷阱”的牺牲品。这些忧虑很大程度上是错误推论所导致。有10个理由可解释为何其他国家的经验不适用于诊断中国经济。

战略。中国一直将其宏观目标写进五年规划中,清楚制定出实现目标的政策措施。当前的十二五规划很可能是个战略转折点,引领30年来成功的生产模式向繁荣的消费型社会转变。

责任。中国领导人把保持稳定视为头等大事。这种责任意识在避免全球金融危机损害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同通胀、资产泡沫等斗争时,也发挥出同样重要的作用。

手段。保持稳定获得了成效。中国的改革已释放出经济活力。

储蓄。颇高的国内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增强了对外汇储备的支撑。

从农村向城市移民。史无前例的城市化浪潮为基础设施投资、商业建筑和住宅建筑活动提供了坚实支撑。

消费。个人消费占中国GDP的比重是大经济体中最低的。通过把焦点放在创造就业、提高工资和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能极大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

服务业。服务业是中国“亲消费战略”的重要部分,目前只占GDP的43%,远低于全球水平,今后5年比重将上升4个百分点。这正是中国下个发展阶段所需。

外国直接投资。对跨国公司来说,现代中国一直是块磁铁。这种投资为中国提供了接触现代科技和管理的渠道,是经济的催化剂。

教育。中国在构筑人才资本方面已迈出巨大步伐,正稳健走在通向知识经济的路上。

创新。2009年中国国内专利申请量居全球第三,国际专利居第四,且还在上升。中国计划继续提高研发经费,这与其新兴产业战略相吻合。

耶鲁历史学家史景迁警告,西方往往透过审视自己的多棱镜来审视中国。按照我们的标准,中国的不平衡是不稳定的和不可持续的。事实上,中国领导人也公开提出类似批评。但这正是中国为什么如此与众不同的原因,它在认真对待这些担忧。与陷入政治泥潭的西方不同,中国既有责任也有手段来推进自己的战略。赌中国不行了,现在可不是时候。▲

(作者为摩根斯坦利(亚洲)非执行主席史蒂芬·罗奇,陈一译)
阿联酋《海湾时报》5月29日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