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十二五”规划注意三个问题

执行“十二五”规划注意三个问题
2011-05-30 09:51:42 来源: 新华网

　　“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为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能否实现规划的目标，很大程度取决于如何执行。我认为，执行“十二五”规划或者未来发展当中要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经济增长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前只关注GDP增长，现在要注意不要人为地去抑制GDP的增长。“十二五”把GDP增长目标调到了7.5%，但我们千万不能把GDP“压”到7.5%。这个目标的含义只是说，我们不必人为地追求高增长，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要7.5%。我认为中国未来仍然需要一定速度的GDP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有大量农村人口需要转移，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民超过总人口的10%，而我们有50%的农民，也就是说将来我们有40%的人口要转移，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来创造就业。
　　第二，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要因地制宜，尊重市场，避免政府过多的和直接的干预。我们讲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到底市场做决策，企业做决策，还是政府做决策？中国现在体制是一种过渡的体制，容易出问题。我们目前的情况，地方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很大，每个地方政府都有搞经济的积极性且有实际的影响力。以汽车为例，中央政府一说我们要发展汽车工业，各地都上汽车，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在生产汽车，生产能力绝对是过剩的。
　　第三，解决“市场失灵”政府要用正确的方法。什么叫市场失灵？这里面有个观念一定要搞清楚，政府解决市场失灵只是保证穷人的基本生活，不是解决穷人的致富问题，也不是给所有的人解决生活问题。政府真正要解决的民生问题，是穷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其他的人，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市场得到解决。对于市场失灵的问题，我们目前并没有用很好的办法去解决，就是简单地控制价格限制购买。这些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
　　市场导向的经济越发展，市场失灵的问题也越严重。“十二五”规划关注这些问题是必要的，但一定要采取正确的方法，而不是重走老路。我们解决市场价格太高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要增加供给，包括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核心的措施是要依靠市场依靠民营企业增加供给，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更多的民营经济去进入医疗、教育行业和住房建设，一方面有利于发展服务业调整产业结构，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更好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解读当前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

解读当前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

最近以来，大陆涉台学界开始重视与讨论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问题。目前，台湾社会原来并不显著的阶级矛盾愈益突出，已成为民进党在政治斗争与选举中主打的议题。那么，如何看待当前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确是我们深刻认识台湾社会与政治的重要问题。纵观台湾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可以发现，蓝绿对立与蓝绿矛盾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他社会矛盾，包括“统独”矛盾、省籍矛盾、南北矛盾、政经矛盾、环保与经济发展矛盾等，或多或少都受这一矛盾的制约与影响。

蓝绿矛盾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台湾社会的诸多矛盾中，蓝绿矛盾是一个基本矛盾，而且是一个对抗性的矛盾，影响与制约着其他矛盾。蓝绿矛盾不解决，其他矛盾与问题就很难解决。 当今，台湾社会不再是一个整体，不再是一个和谐、团结的社会，而是一个蓝绿二元对立、分裂的社会。泛蓝阵营在政治与权力结构上以国民党为主体，包括盟友亲民党与新党等，其支持者构成泛蓝阵营的群众基础；泛绿阵营政治上以民进党为主体，包括盟友台联党与“建国党”等，其支持者构成泛绿的群众基础。蓝绿的主要区别在于：泛绿阵营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主张与追求台湾独立，否定“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否定“九二共识”，“反蓝反中”；泛蓝阵营既有本土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也有中华民族意识，坚持“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承认“九二共识”，反对“法理台独”，“反绿不反中”。因此，蓝绿矛盾与“统独”矛盾、族群矛盾、“国家认同”矛盾等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存在差异与区别。蓝绿矛盾之所以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与两岸等几乎所有议题，都存在明显的蓝绿差异与蓝绿之争，双方难有共识；对于同一个议题，蓝绿也很难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与认知。第二，台湾社会对事物已没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与是非标准，完全是以蓝绿立场与蓝绿政治标准来衡量，形成典型的二元格局。第三，今天台湾的一切政治斗争与政治运作，完全呈现蓝绿之间的利益与权益分配，没有第三势力生存、发展的空间。蓝绿矛盾的核心问题不是内政与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而是如何处理与定位与大陆的关系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台湾内部与大陆的矛盾是台湾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台湾内部的许多重大政经决策，都与大陆或两岸关系存在密切关系，或者说无法回避两岸议题。国、民两党在权力争夺中，主要是围绕两岸议题（台湾的政治问题核心也是两岸问题）展开激烈斗争。只要两岸问题不解决，蓝绿矛盾就会长期存在，并制约与影响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与两岸关系的发展。

“统独”矛盾已变为“独”与“非独”的矛盾
“独”与“非独”的矛盾，是台湾的主要矛盾。长期以来，许多涉台学者认为“统独”矛盾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或最重要的矛盾。在前些年，如果有这样的认知也许是正确的，但现在情况有所变化。虽然目前台湾社会的“统独”矛盾依然存在，好像还非常突出，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台湾的“统独”矛盾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今天台湾只有“独”与“非 独”的矛盾。这是由于，台湾社会内部尽管还存在统派，但统一的力量在迅速衰退，在岛内已无法构成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反，在今天的台湾，尽管维持现状派占绝大多数，是主流民意，但越来越多的人倾向独立，因此，今天的台湾已不是“统”与“独”的矛盾与选择，而是“独”与“非独”的矛盾与选择。“非独”就是维持现状，而不是“要统”。“非独”是一个需要科学解读的概念，这里还存在一个“事实独立”与“法理独立”的区别。“非独”是指不搞“法理台独”，而是要“维持现状独立”，或寻求“事实独立”。事实上，随着国民党“非统”立场的变化或“独台化”（承认台湾的“事实独立”，不谋求“法理台独”）之后，“统独”矛盾就不再是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今天，民进党仍将国民党视为“亲中”的统一政党，是对国民党的栽赃与抹黑，是政治斗争的手段，是逼国民党不断“台湾化”、“本土化”与“台独化”。事实上，国民党已是一个完全“台湾化”的政党，是一个仍坚持“中华民国”政治框架或“一中宪法”的政党，是一个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政党，是一个不再追求两岸统一的政党，是一个公开主张不搞“法理台独”、而谋求维持台湾“事实独立”的政党。民进党是一个“台独”政党，一方面在现实中逐步向“事实台独”靠拢，另一方面仍没有放弃“法理台独”的主张与目标（追求建立“台湾共和国”的“台独党纲”仍在），是一个“事实台独”与“法理台独”兼顾的政党。台湾民众的主流民意虽然不主张统一，但也不希望搞激进的“法理独立”，而是维持现状，即维持台湾的“事实独立”。可见，“统独”矛盾不再是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台湾的主要矛盾已经演变为“独”与“非独”的矛盾，即维持“事实台独”与追求“法理台独”的矛盾。

省籍矛盾依然存在台湾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
本省籍与外省籍两大族群的矛盾，即省籍矛盾，这是台湾一个重要的社会矛盾。国民党统治政权退居台湾后，形成台湾社会“中央/外省—地方/本省”的二元政治权力结构。反映在社会层面，则呈现出掌握社会优势资源的外省人与居于弱势地位的本省人的关系与矛盾，也表现为掌权的外省少数群体与不掌权的本省多数群体之间的关系与矛盾。民进党的发展与崛起，就是建立在这一省籍矛盾强化的基础之上的，即强烈反对所谓的外省权贵层，为所谓的弱势本省群体争取利益。经过多年的政治演变与民进党执政，这一省籍矛盾更为突出，其内部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本省人及本省政治集团势力不断壮大，外省人及外省政治集团实力不断弱化。目前，外省籍群体绝大多数（约占80%）支持国民党，本省人（占60%左右）是支持民进党的主体力量。特殊的省籍矛盾在民进党的政治操作下变得甚为敏感，渗透到了台湾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角落。李登辉曾试图融合外省人为本省人，建构“新台湾人”，形成“台湾命运共同体”，事实上，李登辉一直在压制外省人，非但没有实现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和解，实现族群融和，反而因其分裂路线进一步加深了省籍矛盾与省籍裂痕。陈水扁执政后，在“去中国化”、“去中华民国化”、“去蒋化”与“文化台独”路线下，极力打击与排挤外省人与外省势力，进一步加深了省籍矛盾。时至今日，民进党仍在质疑马英九的外省人身份与质疑他对台湾的政治忠诚度，就是省籍矛盾在政治斗争中的典型体现。

南北矛盾依旧突出
台湾的南北矛盾是由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引起的南北地区的经济与政治矛盾。就历史发展来看，台湾经济重心一直呈现由南向北转移的过程，只是近几十年才形成显著的南北差距。最重要的原因是台北市作为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台湾最多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国民党当局曾有以台湾作为反攻大陆基地的战略考虑，存在一种过客心态，于是在施政上采取了“重北轻南”的政策，即重点经营北台湾，较忽视发展南台湾，南北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因此扩大。今天以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县与新竹市为中心的北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高科技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发达，南台湾（中南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以传统工业、重化工业与农业为主。台湾的南北地区经济差距虽然很大，但是与东西地区相比，则不为过。为何从来没有出现所谓的东西矛盾或东西问题，反而出现严重的南北矛盾？这显然是经济话语权与政治因素造成的，与反对势力或民进党反对国民党的策略有关。外省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北部地区，所以民进党制造南北差距也有制造省籍矛盾与政治矛盾的显著用意。民进党不断制造南北矛盾并将其原因归结为国民党的“重北轻南”政策，造成了南部民众对国民党的强烈不满，也造成了政治结构上的“北蓝南绿”格局。

阶级矛盾被炒作
在台湾，虽然也存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但劳资矛盾并不紧张，也不突出，劳资争议案件还在减少，没有出现普遍性、强烈的劳工抗议资方的社会运动，为数不多、小规模的劳工运动是劳工阶层向政府争取权益，而不是直接要求资方增加工资或保护权益。现在外界之所以认为台湾的阶级矛盾变得突出，是因为随着台湾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变得更加严重。一方面，以上层社会为代表的有钱阶级（以工商大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财富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扩大，收入减少。如果将台湾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进行对比来看，双方收入差距从1998年的32倍迅速扩大到2009年的66倍。民进党为了选举的需要，不断以贫富差距扩大这一现实问题制造新的阶级矛盾，一方面让台湾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商情结”，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低层劳工群体。然而，贫富差距扩大并没有加剧与恶化台湾的阶级矛盾，台湾中产阶级并没有因此与其他阶级或阶层发生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也没有发生典型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抗议运动。扩大阶级矛盾不符合台湾的社会与政治现实，不会改变蓝绿矛盾这一基本社会矛盾。事实上，台湾各个阶级或阶层并非一个整体，而是三分天下，一部分倾向支持泛蓝，一部分倾向支持泛绿，还有一部分保持中立，尽管其间的比例有所差异，但这一大致结构基本确定。在蓝绿基本矛盾与政治倾向分野下，台湾的阶级矛盾就显得不那么突出，甚至被蓝绿矛盾所淹没。

无解的政经矛盾
政治本来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但在台湾却变为政治绑架经济，选举绑死经济，经济发展受制于政治斗争，让台湾经济发展陷于新的困境。在民主政治机制下，政党轮替逐步成为常态。在一般民主体制下，新政府基本上会延续旧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即使采取新的经济政策，也不会推翻已经在体制或法制下运行的政策。但在台湾则不同，由于两个主要政党的政治理念与两岸政策有很大差别，新政府会采取推翻或否定旧政府的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风险。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马英九当局彻底修改了陈水扁当局处处限制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管制与保守政策，而是采取积极开放的政策，加强两岸经济合作，为此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以促进台湾经济发展，实现两岸经济的互利双赢与共同发展。民进党则在台独主张与意识形态主导下强烈反对两岸经济合作，污名两岸经济合作，回避两岸经济合作为台湾带来的巨大利益与好处，无限扩大其可能 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2012年民进党赢得选举上台执政，在政治利益的考虑下很可能废止ECFA，或者修正ECFA，采取不积极作为，让ECFA的未来命运存在很大变数。 这为台湾经济的未来走向带来变数。

环保与经济的矛盾再度尖锐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一直是台湾后工业化发展以来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但近来因民进党政治领袖的党内初选变得尤为突出，其中又涉及复杂的政治因素或蓝绿矛盾。近十多年来，台湾经济发展已步入低速增长期，尽管去年出现偶然的高增长，并没有解决台湾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与趋势，今年又重回中低速增长，高失业与收入低增长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台湾当局尽管致力于发展经济建设，力求落实民进党执政时期提出并推动的国光石化项目、扩大科学工业园区建设，却遇到环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尤其是民进党党内参加2012年初选的两位主将蔡英文与苏贞昌均公开反对兴建国光石化项目，再次引发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石化工业是台湾最大的产业，有一个庞大的完整产业链，也是台湾的“兆元”产业，就业人口庞大。如果不再发展石化工业，对台湾经济的发展与就业将带来巨大冲击。在强大的反对声音与大选背景下，国光石化命运出现变数，马当局不得不在强大的环保与选举压力下做出政治妥协，目前该项目已停止继续在岛内兴建，被迫选择在海外建厂，这对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会产生不利影响。（作者：左功叶 王建民 《世界知识》杂志）

转基因食品：吃还是不吃？

转基因食品：吃还是不吃？

据最新一期《方圆》杂志报道，来自农业部的信息表明:截至目前，我国共批准发放了7种转基因植物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包括转基因抗虫棉、耐贮藏番茄、改变花色矮牵牛、抗病甜椒、抗病番木瓜、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等。此外，还批准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棉花、甜菜等5种作物进口用作加工原料，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转基因作物不得进入生产种植环节。

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有关人士告诉《方圆》记者，“在我国种植上市的食品仅限于转基因棉花(少量可食用棉籽油)和转基因番木瓜，其余转基因植物均未进入生产种植环节。但我国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转基因作物均有可能作为食品成分进入市场。”市场销售的食品中可能含有的转基因成分仅限于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番木瓜等。目前，我国并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

“目前，我国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体制可以说是相当完善的。”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有关人士称。《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配套规章共同构成了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法规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我国建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该联席会议由农业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卫生部等11个部门组成，负责研究、协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所研究员吴孔明认为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制度是十分严格的。简单来讲，安全性评价的核心就是根据现代生物技术食品风险分析原则，评价转基因生物是否存在有害物、营养或者是否影响环境。而这个评估，通常是与传统的同类食品为参照物。“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制度已经在国际上达到了最严格的程度，也是科学的。所以颁发的安全证书是可靠的。”吴孔明说。

除了前述的安全评价，对转基因生物还通过安全监管实现转基因食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再到最后摆上我们餐桌的全过程安全控制。为保护消费者知情权，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的规定，凡在我国境内销售列入农业转基因目录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应当进行标识;未标识和不按规定标识的，不得进口或销售。

“现在外界有一些误解，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外国人不吃而中国人吃的。事实上，美国是用转基因食品最广泛的国家，如大豆、玉米、油菜等，只不过他们不要求标识为　‘转基因’才引起误解。”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有关人士一再强调，“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发现一例经科学证实的因为转基因食品而导致安全事件的案例。” (杨佳瑜)

“其实基因也不神秘，很多问题说了也就点透了。”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向记者介绍道，“我们现在吃的很多食品，都含有大量的基因，因为每个细胞里都有核酸的成分，核酸就是基因的主要成分。”

对于转基因，“我们不是随便转，而是先搞清楚它的功能、安全性以后才能转。”黄大昉说。他认为，“经过安全的管理、科学的评价，由我国政府批准进入市场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因为，它已经通过非常严格的研究和管理的程序，而且经过了很多人的、多年的实践。美国人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而现在全球已经有29个国家在种了。所以，事实证明它的安全性已被广泛接受。

2011年05月30日 14:26:09 　来源： 检察日报

醉驾入刑 莫留模糊空间

醉驾入刑 莫留模糊空间
5月27日，湖北鄂州公安机关经报请该市人大研究同意后，对一名醉酒驾车肇事的人大代表依法刑事拘留。
　　5月25日，在舆论围观下，四川丹棱县交警大队收回对该县某副局长“因公醉驾”的行政处罚，改以提起公诉。
　　“醉驾入刑”实施一个月来，关于法律条文的执行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而围绕“特权醉驾”、“因公醉驾”热议不断，则反映出人们对“同案能否同罪”的“公正焦虑”。上述两起事件之所以令人关注，其原因正在于此。
　　由此也可以理解，当初“醉驾不一定一律构成刑事犯罪”的表态为何会引来众议纷纷。这种说法刚刚提出，就立刻有专家对自由裁量权是否会导致混乱表示担忧。公安部随后表态，在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公安部门对经核实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刑事立案。
　　透明细化是法律客观公正的重要保证。醉驾看行为还是看后果？如何判定情节的轻重？这些具体问题不仅决定着个案的判决结果，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对执法公正的认知。就此而言，“醉驾入刑”确实不能“模糊上路”。
　　透过“醉驾入刑”以来的几起焦点案件，造成人们这种“公正焦虑”的重要原因，正在于对这种法律模糊地带的“不同拿捏”。比如，四川丹棱副局长“因公醉驾”事件，作为“醉驾入刑”后的首例公务人员醉驾案，尽管当事人酒精检测已达醉驾标准，但交警部门认为其“开车不到500米”、情节轻微且因当事人是公职人员，仅作出行政处罚。如此轻描淡写的处理，既无法消除人们对权力干扰、“网开一面”的担忧，更加大了公众“一碗酒能否端平”的质疑。
　　现代刑法学鼻祖贝卡利亚曾经说过，“刑罚的有效性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所谓“不可避免”，换句话说，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实践而言，“有条件”影响这种“不可避免性”、破坏这种平等的，往往都是权力、财富的掌握者。高晓松案，让我们看到了“名人”在司法面前只是“人名”；当公职人员酒驾后，是否能与普通公民一视同仁，而不是大醉化微醉、微醉化无醉，更关系到“醉驾入刑”实际威慑力，关系到全社会的公正信心。
　　“醉驾入刑”一个月，我们看到，在舆论的督促下，司法机关正在努力压缩模糊空间，减少执法弹性。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日前表示，已经要求各级法院把最近宣判的案件上报。最高法院将认真总结各地经验，选择典型案件，以指导性案例的形式发给各级法院探讨使用。应该说，这样的努力正是司法对公众“公正焦虑”的良好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说，“醉驾入刑”给全社会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律普及课、公平正义课。（田泓）

中国与众不同的10个理由

中国与众不同的10个理由

中国怀疑论者正蠢蠢欲动，每隔几年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中国一年又一年否定了唱反调的人。这轮担忧交汇在一起，通胀、过度投资和不良贷款等。学者警告，中国可能成为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停滞不前的可怕的“中产阶级陷阱”的牺牲品。这些忧虑很大程度上是错误推论所导致。有10个理由可解释为何其他国家的经验不适用于诊断中国经济。

战略。中国一直将其宏观目标写进五年规划中，清楚制定出实现目标的政策措施。当前的十二五规划很可能是个战略转折点，引领30年来成功的生产模式向繁荣的消费型社会转变。

责任。中国领导人把保持稳定视为头等大事。这种责任意识在避免全球金融危机损害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同通胀、资产泡沫等斗争时，也发挥出同样重要的作用。

手段。保持稳定获得了成效。中国的改革已释放出经济活力。

储蓄。颇高的国内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增强了对外汇储备的支撑。

从农村向城市移民。史无前例的城市化浪潮为基础设施投资、商业建筑和住宅建筑活动提供了坚实支撑。

消费。个人消费占中国GDP的比重是大经济体中最低的。通过把焦点放在创造就业、提高工资和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能极大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

服务业。服务业是中国“亲消费战略”的重要部分,目前只占GDP的43%，远低于全球水平，今后5年比重将上升4个百分点。这正是中国下个发展阶段所需。

外国直接投资。对跨国公司来说，现代中国一直是块磁铁。这种投资为中国提供了接触现代科技和管理的渠道，是经济的催化剂。

教育。中国在构筑人才资本方面已迈出巨大步伐，正稳健走在通向知识经济的路上。

创新。2009年中国国内专利申请量居全球第三，国际专利居第四，且还在上升。中国计划继续提高研发经费，这与其新兴产业战略相吻合。

耶鲁历史学家史景迁警告，西方往往透过审视自己的多棱镜来审视中国。按照我们的标准，中国的不平衡是不稳定的和不可持续的。事实上，中国领导人也公开提出类似批评。但这正是中国为什么如此与众不同的原因，它在认真对待这些担忧。与陷入政治泥潭的西方不同，中国既有责任也有手段来推进自己的战略。赌中国不行了，现在可不是时候。▲

（作者为摩根斯坦利(亚洲)非执行主席史蒂芬·罗奇，陈一译）
阿联酋《海湾时报》5月29日文章

节庆日往往成“受贿日”

节庆日往往成“受贿日” 购物卡借节庆成受贿新宠

人们生活中已习以为常的购物卡,近日因国家7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而备受关注。意见指出当前购物卡市场存在5大问题,其中,“收卡受贿”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法制日报》记者近日在北京市朝阳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和江苏省盱眙县三地基层法院采访时了解到,购物卡以节庆日、金额小为“掩护”,逐渐成为贿赂犯罪青睐之物。仅盱眙县人民法院近3年来审结的10起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中,8起涉及购物卡。

节庆日往往成“受贿日”

2009年,盱眙县法院审理了淮安市淮阴区土地管理部门负责人李某受贿案。法院认定李某受贿总额为89000元,其中35800元为购物卡。

“经审理了解,那35800元购物卡都是李某在节庆日收取的。如中秋节、元旦,一些开发商上门拜访,临走时通常留下一张购物卡给他。”审理此案的盱眙县法院法官王吉祥回忆说,李某收取的购物卡,有超市卡、商场鞋子提货单、烟酒提货单等,金额多为一两千元,最大的一笔3000元。

王吉祥说,盱眙县法院3年来审结的8起购物卡涉贿案件中,购物卡几乎都是在节庆日收取的,“对贪官而言,节庆日往往成了‘受贿日’。”

人们对江苏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张美芳一案仍记忆犹新。张美芳于去年年底“落马”后,调查组从其家中搜出银行卡、购物卡多达几十张。据称,其一个节日就能收取10万余元购物卡。

“购物卡披上节庆日的外衣,让贿赂犯罪更加隐蔽,也让受贿者降低了防范的敏感度。”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法官殷东伟分析说:“很多受贿者认为,节庆日收张购物卡是正常的人情往来,便欣然接受了。”

让殷东伟印象深刻的是,今年他审理了一起教育部门负责人王某受贿案。王某被认定受贿7万多元,其中有5000元购物卡,分别是去年他孩子考上大学时别人送的2000元超市卡和今年过年收的3000元汽车加油卡。

“孩子考上大学,逢年过节,朋友间送些东西再正常不过了,收张购物卡怎么能算受贿呢?”庭审期间,王某提出这样的疑问。

殷东伟解释说,我国有礼尚往来的传统,法律也并不禁止亲朋好友间的馈赠行为。但根据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商业贿赂作出的司法解释,王某所谓“朋友”和送购物卡的行为,全部是建立在王某职务之上的,是借馈赠之名行贿赂之实。

印度积极推行“核大国”政策

印度积极推行“核大国”政策 引发南亚军备竞赛
2010年11月11日 17:41 新民晚报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印度的核武器技术也已逐渐成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印度在核问题上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又一个强烈信号：近期试射“烈火-5”地地导弹；购买40架核弹载机；研发“无畏”和“布拉莫斯”巡航导弹；与日、俄、美、法深化核领域合作等等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一位成员透露，预计印度核武器的部署将至少耗资160亿美元。这些动作表明，印度在核武器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今日的印度正在向建设世界军事大国的目标迈进。其中一项重要的支撑，就是建设核大国。

自1998年的核试验起，印度完全改变了建国初期提出的“反对核武器”的“和平核政策”，开始实行所谓“可信的最低限度核威慑”战略。1999年10月，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宣称，印度将实行确保国家“战略自主”的核武器政策。

印度1999年8月公布的核武器学说，概括了印度的核战略。其战略目标是：建立有效、可信的核威慑和在核威慑失败情况下的核报复能力，以阻止任何国家或实体对印度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其战略理论是：强调核威慑力的中心原则是可信性、有效性和生存性，保证印度核力量在遭到第一次打击后具有生存能力和适当的报复能力。其核力量建设政策是：建立一支与最低限度核威慑概念相适应的、有效的、多品种的、灵活的核力量。其核力量使用政策：承诺印度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及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但是如果印度及其军队遭到核打击，将动用核武器进行惩罚性报复行动。

从近20年印度核政策与核战略的发展变化看，其主要特点包括：拒绝加入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但宣称支持真正核不扩散的目标；推动与巴基斯坦在军事与核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进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保持可信的最低限度核威慑；发展“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

近年来，许多国际权威机构都对印度核武器发展进行了跟踪研究，认为目前印度已拥有85～100件核弹。到2015年时，印度将拥有300～400件核武器，陆基、海基、空基核武器“三位一体”。印度发展核武器，为印度成为现代化军事强国提供了基础，对其追求自我认定的大国地位有着重要作用。

印度推行的核大国政策，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印度发展核武器成为南亚核军备竞赛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巴相互核威慑有助于防止双方发生大规模常规战争，但也存在偶发性核战争的危险；美印、俄印、日印、法印等国的核协议签署，以及印度与45国核供应集团的合作，将对国际核不扩散体制造成严重冲击。

（王凤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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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巴核平衡 十分脆弱
　　众所周知，印度发展核武器的主要威慑对象为巴基斯坦。就巴方而言，虽然近年来，巴方没有再进行核试验，但也在下力气加大运载系统的研制力度，不断进行具备搭载核弹头能力的导弹试射。巴方具备搭载核弹头能力的“高里”系列导弹对印度形成较大的威胁。
　　由于印巴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依然处于准战争状态，并且双方都不放弃在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选择，相互之间经常进行核恫吓，展开核竞赛，使南亚的核态势保持着一种脆弱平衡。与美苏核对峙不同，印巴是刚刚跨入核门槛的国家，双方的核对峙关系尚不成熟；在核武器的管理和控制方面，有关制度正在形成。而且印巴双方领土相邻，地域较小，预警时间只有3—5分钟，一旦出现事故，根本没有时间判断、处理，易于引起连锁反应。（章卓）
责编：彭洪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