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登被埋葬在春天里 但美国反恐战争仍在严冬

拉登被埋葬在春天里 但美国反恐战争仍在严冬

侯金亮
2011年05月02日16:22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855字)

　　有着全球头号恐怖分子之称的本·拉登，已经是第六次被宣布死亡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宣布这一爆炸性消息，不仅能够有力地证实消息的可靠性，也助推了消息的全球扩散性传播。

　　拉登的死讯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利好。美国股指跳涨、公债下跌，亚洲股市也普遍上涨，国际油价与金价随之下跌……虽然奥巴马在宣布拉登死讯时特别宣称“正义得到伸张”，但就好比拉登是“基地组织”的“精神领袖”一样，美国的胜利也是象征性的。从2001年以来，美国等国为追捕拉登，可谓费尽心机，招数用尽。这次拉登丧命，美国人在政治上终于赢了一局，奥巴马的政绩单上也可以划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拉登之死固然让美国人振奋，然而，拉登身亡后一连串的疑问与不确定性，并不能让奥巴马的连任之路走出寒冬。

　　“9·11事件”之后，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打击基地组织及恐怖袭击的策划者拉登。美国将自己置于正义的一边，挥舞着反恐主义的大旗号令群雄。但美国的反恐战争目的并不纯，甚至对于恐怖主义的划分也是基于美国的利益，存在严重反恐泛化的倾向。与其说美国在中东反恐，不如说是在抓住时机实践自己的中东战略。因此，拉登死后，美国现行的中东政策必将受到有关力量的挑战。对于奥巴马来讲，这也是一个新难题。

　　其实，美国轰轰烈烈地搞反恐，基地组织表面上被打散，实质上只是变化了生存方式。从实际情况看，美国的中东反恐策略从未成功，反而是越反越恐——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依然发展壮大。美国打掉拉登，只不过是干掉了一个象征性的头目而已。对于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的实力影响有限。甚至有分析认为，拉登之死可能导致恐怖主义分子更加团结，对美国实施新一轮的报复。

　　美国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但若想彻底清除恐怖主义显然力不从心。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主要是民族、种族、宗教矛盾，美国似乎更愿意用飞机、导弹达到目的。但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恐怖主义就是野火烧不尽的春草。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历史学家霍华德·齐恩教授在“9·11”事件后接受采访时就认为，美国政府犯下的大错就是未能采取措施清除那些可能刺激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因素。

　　因此，尽管拉登被埋葬在春天里，但美国的反恐战争仍然处在严冬。

　　（作者为知名媒体评论员）

宝马X6警车开的是什么道?

宝马X6警车开的是什么道?
作者：五岳散人2011-4-27
经济观察网 五岳散人/文 （1143字)

浙江义乌警方很不幸的撞在了新兴媒体微博的枪口上。有人在义乌街头拍到了一辆豪华的警车，该车从车型上说属于宝马X6系列，从归属上说属于义乌的交警大队，该大队的大队长对此的解释云：“是用来给贵宾开道用的开道车。根据要求，这个规格是需要的。”

这个道理还是听着挺像样的，义乌算是驰名世界的地方，曾经有幸去参观过规模宏大的小商品市场，无数小商品成了一个大买卖。各地来参观学习、视察指导的神仙们不计其数，警车开道标准的人士也不在少数。而根据这位大队长的说法，上级对警卫开道车有专门的文件要求，排量必须在3.0以上，使用年限要在8年以下。综合这些条件，想不是高档车都难。

拿出这种规定来为购置豪车辩护，大概就真是欺负老百姓不懂车了。按说虽然咱这里这些年才开始发展私家车，但也不是说谁都不知道越野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先普及一下技术概念：3.0排量的车不是少数，而且也不是只有这种豪华车厂商才能生产。几乎世界上所有汽车生产商都能生产这种车，而且在使用年限上都差不多。

应该说唯一有差别的就是性能与配置。可能有人不知道，在越野性能上来说，无论是宝马还是奔驰其实都不算出色，我个人异常热爱自驾车旅游，宝马、奔驰、Q7以及其他越野车基本都开过，论到越野能力的话，放在青藏高原上都会出问题，那就是稍有越野能力的都市车，总体来说最大的效果就是供拥有者张狂用，这种车型基本可以称作“供张狂用车”。

再说义乌这地方是用这车作为开道车，倒是应该也用不到超强的越野功能，甚至连超强的操控能力也用不到，只要开得平稳、具有比一般稍好的操控能力也就行了。而无论越野车外形的“供张狂用车”操控能力多强，都不会比轿车更为出色，同等排量的越野车，也并不比其他没那么昂贵的车具有优势，那么，为什么有人这么急于张狂一把？

很简单，有钱不花白不花。我们现在看到的公务采购具有一种通行的做法，那就是不买最好、但求最贵。一件东西要是按照技术要求为底线，价格从这个底线向上排列的话，咱这里的采购肯定不会停留在够用这个程度，一定会达到最高点或者次高点才行。即使这样明确违反了相应规定。本人供职于京城某副部级单位，按照规定来说，本单位的老大也不过是一辆奥迪A6的标配，我们可以想一想，要是在一个开道车都要用宝马的地方，他们的迎宾车会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这就是“三公”消费里公车消费的一个变种，用所谓开道车、迎宾车的方式，绕开早有规定的制度，为自己创造一个更为舒适奢华的环境。其他的变种还有让下属企业买豪车而自己享用，借调某些单位的车使用等等。一句话，各种规章其实都是有的，只是可供变通的地方太多，也最终不会受到什么追究——比如说这辆宝马，在没有开道任务的时候，谁知道哪位领导在用嘛。

这些事出现的唯一原因，就是政府花钱没有人能够进行监督，即使有了监督，也没有纠正的权力。这么振振有词的说法都能当作理由，自然也就知道这帮人对于老百姓的钱与白眼是如何不在乎了。豪车开道，开得是什么道？那当然是权力的康庄大道了，虽然这条道与这些车，都是老百姓的血汗。

“华陵”只会助长个人崇拜

“华陵”只会助长个人崇拜
　　王学进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4月19日 02 版) (986字)

自4月5日有媒体报道山西交城县华国锋陵墓投资约一亿元、面积10公顷(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大)的消息后，针对舆论热议，交城县民政局副局长回应称报道失实，其实整个陵墓总面积为4260多平方米，总投资约为1200多万元。(《齐鲁晚报》4月18日)

暂不论报道是否失实，也不论华国锋的功过是非，我只想从墓的形制和称谓上表达点个人想法。

为什么媒体统称华国锋墓为“华陵”呢？因为从新闻图片中可看出，尚未竣工的华国锋墓确实是按照帝王陵墓的规格和形制建造的，它依山而建，居高临下，俯视交城。共有392个台阶(与中山陵一样)，两侧有白玉栏杆相护。满山满坡种上了松柏。在墓地之巅将安放一尊石鼎，华国锋的骨灰将安放于此。整个墓地显得高大巍峨，气势非凡，俨然一派帝王气象。“华陵”之谓即本乎此。

众所周知，自战国始，凡是帝王墓地统称为陵，所谓茂陵、乾陵、东陵、十三陵等是也。这些陵大多依山而建，或者在平原垒土而建，封土之高如同山陵，占地广阔，耗资巨大，耗时历久，以此显现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势。至于老百姓的坟墓，不但要称为“坟”，还受限在三尺以下，否则就是违法，要受处罚。其他大臣们的坟墓也有规格限制，不能随便超越，也没资格称为陵。

华国锋虽然曾经担任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毕竟不是皇帝，而且其在任时期的作为也是见仁见智、大可讨论的。史学界最近形成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华在粉碎 “四人帮”问题上有大功，在坚持两个“凡是”和继续热衷于搞新的个人崇拜上则有大过。对这样一位功过参半的政治领袖，外界的评议与其家乡人的评价肯定不同；基于乡情，交城县官民对华国锋自有一番特别的感情，这可以理解，但要用这种建陵的方式来表达敬仰之情，则未必妥当。

一则，因为这样一来，有给外界一种盖棺论定的感觉：当地政府耗巨资建“华陵”客观上向世人传达了华国锋是位英明领袖的政治结论——在交城县委、县政府新近制作的一本《情满交山》画册里，开篇语的标题是“咬定发展主题建设伟人故里”，显然是将华国锋视为伟人。华是不是伟人，不是交城县党委政府说了算的，当然有关华的政治结论也不能由小小的县委县政府来作，那得由中央来作。

二则，时代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崇尚自由、民主、平等，反对一切形式的等级秩序、皇权意识和个人崇拜，已经成为普世价值，再为某位去世的国家领导人建陵供世人朝拜，可谓逆历史潮流而动，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无论建“华陵”者说得多么动听，说什么建陵是为了供国人缅怀、敬仰，事实上，这样做只会助长个人崇拜之风和封建皇权意识。

华国锋生前因为搞新的个人崇拜而受到批判，死后，其乡人不应该如此大张旗鼓为他建陵，这样，会使其亡灵再次因此而蒙羞，这恐非其本人和家人所愿吧。

“华陵”只会助长个人崇拜

“华陵”只会助长个人崇拜
　　王学进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4月19日 02 版) (986字)

自4月5日有媒体报道山西交城县华国锋陵墓投资约一亿元、面积10公顷(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大)的消息后，针对舆论热议，交城县民政局副局长回应称报道失实，其实整个陵墓总面积为4260多平方米，总投资约为1200多万元。(《齐鲁晚报》4月18日)

暂不论报道是否失实，也不论华国锋的功过是非，我只想从墓的形制和称谓上表达点个人想法。

为什么媒体统称华国锋墓为“华陵”呢？因为从新闻图片中可看出，尚未竣工的华国锋墓确实是按照帝王陵墓的规格和形制建造的，它依山而建，居高临下，俯视交城。共有392个台阶(与中山陵一样)，两侧有白玉栏杆相护。满山满坡种上了松柏。在墓地之巅将安放一尊石鼎，华国锋的骨灰将安放于此。整个墓地显得高大巍峨，气势非凡，俨然一派帝王气象。“华陵”之谓即本乎此。

众所周知，自战国始，凡是帝王墓地统称为陵，所谓茂陵、乾陵、东陵、十三陵等是也。这些陵大多依山而建，或者在平原垒土而建，封土之高如同山陵，占地广阔，耗资巨大，耗时历久，以此显现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势。至于老百姓的坟墓，不但要称为“坟”，还受限在三尺以下，否则就是违法，要受处罚。其他大臣们的坟墓也有规格限制，不能随便超越，也没资格称为陵。

华国锋虽然曾经担任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毕竟不是皇帝，而且其在任时期的作为也是见仁见智、大可讨论的。史学界最近形成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华在粉碎 “四人帮”问题上有大功，在坚持两个“凡是”和继续热衷于搞新的个人崇拜上则有大过。对这样一位功过参半的政治领袖，外界的评议与其家乡人的评价肯定不同；基于乡情，交城县官民对华国锋自有一番特别的感情，这可以理解，但要用这种建陵的方式来表达敬仰之情，则未必妥当。

一则，因为这样一来，有给外界一种盖棺论定的感觉：当地政府耗巨资建“华陵”客观上向世人传达了华国锋是位英明领袖的政治结论——在交城县委、县政府新近制作的一本《情满交山》画册里，开篇语的标题是“咬定发展主题建设伟人故里”，显然是将华国锋视为伟人。华是不是伟人，不是交城县党委政府说了算的，当然有关华的政治结论也不能由小小的县委县政府来作，那得由中央来作。

二则，时代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崇尚自由、民主、平等，反对一切形式的等级秩序、皇权意识和个人崇拜，已经成为普世价值，再为某位去世的国家领导人建陵供世人朝拜，可谓逆历史潮流而动，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无论建“华陵”者说得多么动听，说什么建陵是为了供国人缅怀、敬仰，事实上，这样做只会助长个人崇拜之风和封建皇权意识。

华国锋生前因为搞新的个人崇拜而受到批判，死后，其乡人不应该如此大张旗鼓为他建陵，这样，会使其亡灵再次因此而蒙羞，这恐非其本人和家人所愿吧。

富人移民潮背后的社会死结

富人移民潮背后的社会死结

2011-04-22 12:24
经济观察网 信海光/文 （节录1372字）

据日前招商银行和贝恩顾问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透露，个人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中国富人投资国内房地产的热情下降，投资移民意愿强烈。报告称，近60%接受调查的内地富人，都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投资移民考虑，这一行为在越富有的人群，表现尤其明显，约27%的人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而正在考虑投资移民的占比高达47%。其实，不仅仅只是富人们在接受调查时表达这种意愿，更多的种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个人境外资产增加迅速，根据《财新网》的资料：2008年至201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100％。在美国，中国累积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为73％。

为什么中国富人们热衷于移民国外？富人们给出的理由各种各样。但综合起来其实就一句话：在中国，富人们虽然有钱，但很多东西却是花钱也买不到的，而移民却可以。

国内富人圈子里流行着一句话：“花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而在中国，有哪些问题富人们花钱也解决不了而只能移民呢？大概分两类，一类来自物质，一类出自心结。前者包括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健康的投资环境、健康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等，简而言之，就是一个能够给予居民足够幸福感的社会所能提供的那些基本物质要素。这些东西，显然是转型期的中国尚不具备的。而所谓心结，则一般可以解释为缺乏安全感，它既包括富人们对当下人身安全、财富安全的担忧，也包括在预期未来时的信心不足。

可以看出富人们热衷于移民，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不幸福”，这实际上跟当前中国大多数人的生存感悟相一致。据最新的盖洛普幸福感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人情绪都很低落。这项涵盖全球124个国家的幸福感调查将他们分成了三类，分别是“蒸蒸日上”、“勉强糊口”和“非常痛苦”。尽管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让步履蹒跚的欧洲经济体和美国深感羡慕，但调查结果并不理想：感觉生活“蒸蒸日上”的只有12%，“勉强糊口”的占71%，“非常痛苦”的为17%。作为比较，中国人感觉生活“蒸蒸日上”的比率与阿富汗和也门相同，感觉“勉强糊口”的比率，与海地、阿塞拜疆和尼泊尔差不多。可见，在中国人整体不幸福的氛围中，富人也未能独善其身。

按照零和博弈的原理，如果社会财富总数量一定的话，富人分得多的话，穷人就必然分得少，当今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人逾穷而富人逾富，虽然财富不平均加大，但总算还有赢家。而在社会幸福感方面，现在却是个双输的局面，富人和穷人都不幸福，穷人在抱怨，富人要出走。

如果不移民，与穷人生活在同一片天地下，富人们就必须考虑要与穷人分享那些“不幸福”，比如食品安全。去年，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一篇文章说，当一名移民加拿大的女士被问到何要移民海外时，她的回答是：“三鹿”……另外还有所谓的社会“仇富”情绪，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穷人抱怨而富人害怕，有富人说移民是因为担心“再来一次均贫富”，这听起来有些杞人忧天，但仇富民意一旦沸腾，谁又能预测其能量有多大呢？

更深层次的隐忧在于，富人们纷纷携带财富移民不但意味着对国家的认同感不强，更是对社会责任的一种推脱，不管富人们有什么合理理由，不幸福也好，不安全也好，但都难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在这个社会中赚到了财富，却“为富不仁”，拒绝留下来回馈社会；他们对这个社会的不满，但却缺乏公民精神，拒绝将不满化作有益于社会的积极行动。很多人甚至还有一种“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想法，想在移民之前大捞一把。结果就是，富人们移民走了，却给社会留一个死结：他们因为不满社会而走，却给社会留下了更多的不满，比如，民间的仇富情绪驱动他们离开，但他们不负责任的离去却激发了更多的仇富情绪……这同时给坚守在本土没走的富人们（当然也包括穷人）制造了一个更恶劣的环境，这对人心和社会都是莫大的伤害。

科研不能“仕而优则学”

2011年04月19日 07:28 来源：人民日报 郑永飞 中国科学院院士 (801字)

一位合格的科技管理者，首先应该是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合格的科技工作者。但是不少人“仕而优则学”，这些“官大学问长”的指挥员，会在科技导向上带来极坏的连锁反应，危害某个研究方向或者学科领域甚至整个部门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从目前国内各类科技项目执行的情况来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分配机制”，最大限度地达到了投入与产出的匹配。这源于“自主选题、自由申请”的立项模式，源于“尊重专家、依靠专家”的评审机制。在科技一线工作的专家学者最了解本领域的研究动态和趋势，正是他们集体把关，保证了项目获得者在研究思路上具有一定原创性、先进性和可行性。因此，加强科技队伍建设，理顺科技评价体系，改革科技管理体制是关键。在科技经费管理中，需着力改进立项、监督、评估的方式方法。

首先，在科研管理上引入“科研信誉”的参数。即使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也有至少1/3的项目主持者已连续2—3次获得经费支持后未能取得预期的研究成果。对于那些科研信誉相对缺失的科技工作者应予以警示，使其再难从国家科技经费中得到支持。相反，对于信誉卓著、项目完成优异的科学家，应给予“激励”。

其次，加强科技攻关项目的“顶层设计”工作。要求科技管理者会同在一线的高水平科技专家，设计出一些真正质量高、可行性强的重要领域项目群。这对科研管理人员的自身科学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科学研究的好坏，直接取决于研究思想是否具有原创性、先进性、前瞻性。一位合格的科技管理者，首先应该是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合格的科技工作者。但是不少人“仕而优则学”，随着行政级别的提升，学术水平也俨然“水涨船高”，摇身一变成了学科带头人。但这些“官大学问长”的指挥员，不少只是“半瓶醋”水平，在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科研经费的同时，还会在科技导向上带来极坏的连锁反应，危害某个研究方向或者学科领域甚至整个部门。

如果主要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思想苍白，即使有国际上先进的仪器设备，充其量不过是在领导科技活动，甚至连模仿人家都模仿不到点子上，还谈什么自主创新？

(本报记者何聪采访整理)
（责任编辑：年巍）

教授功利学生投机，上梁不正下梁歪

教授功利学生投机，上梁不正下梁歪
姜泓冰
2010年09月22日00:03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976字)

教师节行之未远。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在最近的演讲中痛心疾首地提及高校名师“走穴”，学生热衷于成功奥秘、投机取巧办法等现象，如警钟鸣响。

知名经济学教授一场40分钟演讲收入20万元。杨校长举这样亲耳听来的例子，并不是想要给学者的市场身价泼盆冷水，或出于私心嫉妒，而是出于对习惯于走穴、赚取高收入的教授们逐渐丢失“学高为师”和“身正为范”两种品质，对于年轻学子们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忧。

因为杨校长发现，不少教授走穴多了，专心于学问的时间少了，很容易熟练于某种投机取巧式的“创新之道”，比如将甲地酒桌上听来的故事变成乙地演讲时的“案例”，夸夸其谈。教授没时间读书，遇学生抄袭也就容易蒙混过关。类似行为，老师在做，学生在看，对其人生观价值取向所产生的影响，远大于老师们的口头教导。于是，才有学生汲汲于名家名人的“成功秘诀”，为申请名校而“勇于”请不认识的知名教授在推荐信上签名，轻忽诚信，重视包装与“表现”，将当官、获取权力视为人生成功标志等等现象。

大学校长直言不讳，揭自家之短，因为来自“内部”所以更有强烈的震撼力。杨玉良教授敢于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责任心。他的激愤之辞，却也抓住了当前教育发展的深层次“病灶”——

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骨子里充斥着急功近利意识、甚至连基本道德底线都变得模糊不清的教育者，如何能够教育出懂得追求和敬畏真理、不具有投机取巧型人格的人才？

回答钱学森先生晚年之问，造就堪当未来民族发展、人类进步中坚力量的优秀人才，是新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根本目标。当代社会“神童”多多、聪明苗子时时可见，从家庭到学校、社会，亦不乏不惜重金、“武装到牙齿”式的大力投入和精心打造。“大师”不出，“苗子”夭折在通往一流优秀人才的半途，恐怕恰恰在于四个字：急功近利。

惟功利是重的人生，在成功、厚利的诱惑面前，难免会做出将道德底线一步步退后的举动——不论这诱惑，是金钱享乐、一官半职，或是学术成就、出国机会。

急功近利的教育，便难免要揠苗助长，一味只教导能带来短期私利的知识，或许能够赢得升学率，但以此为出发点，不论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创新教育”，都注定要被引向歧路。而这样功利化教育过程向一代青少年传递出的价值取向，更是贻害无穷。

眼下刚刚拉开的新一轮教育改革与创新，在本质上说，其实是整个中国社会重建精神信仰、抵制庸俗腐败的浩大工程的一部分。这项工程最难的，便是底部的重建。惟有当教授们不务虚浮，安心以“学高为师”，更重视“身正为范”时，才会有新一代勤恳踏实、不畏艰难、为人类或民族理想和个人兴趣而非功名私利奋斗的优秀人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