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法官若出任大法官，如何建立社會信任？

這樣的法官若出任大法官，如何建立社會信任？

2011-04-01 09:22【聯合報╱黑白集】（578字）

總統府前天發布新提名的四位大法官的名單，其中最高法院法官邵燕玲，被發現是去年審理三歲女童遭性侵案，作出「無法證明違反其意願」之爭議判決的合議庭庭長；事隔一夜，總統府 承認審薦過程不夠周密，以邵燕玲懇辭為遮羞布，改提名台大教授湯德宗。

這不是螺絲鬆了，而根本是沒有螺絲。大法官是何其重大的名器，審薦自須力求周密。據說，審薦小組由蕭萬長副總統任召集人，作業歷時一個多月；但一個多月的審查，竟會鬧出這樣的烏龍，誠屬匪夷所思。總統府 自承「審薦過程不夠周密」，等於是自打嘴巴。

大法官的天字第一號條件就是社會信任。「無法證明違反三歲女童意願」的判決宣布之時，社會為之沸騰；這個判決或許在法理上可有見仁見智，但無疑與社會的情感與經驗大相逕庭。這樣的法官若出任大法官，如何建立社會信任？問題是：審薦小組知不知道邵燕玲是宣判此案的合議庭庭長？若知道，何以會提名她？若不知道，則豈有任何理由可以推諉稱不知道？

還好外界反應得快，若隱而不發至總統接見後再爆出，且看馬總統的臉往哪裡放？

審薦小組及邵法官皆有不可原諒的責任。審薦小組在相中邵燕玲時，有責任評價她的重要審判，因此沒有理由不知她作過那個轟動一時的判決；而當審薦小組與邵燕玲接觸時，邵燕玲亦有責任提醒小組自己曾判過那個上了頭條新聞的大案。任何一方盡了責任，就不會出現這種「不夠周密」的糗事。

或者，審薦小組及邵燕玲雙方皆明知此事，而是竟然心存僥倖想試一試社會的反應，那就更是無可饒恕了！

【2011/04/01 聯合報】

這是納粹黨嗎？

這是納粹黨嗎？

【聯合報╱黑白集】
2010.08.13 10:15 am (517字)

民進黨將公布「十年政綱」，其中「多元族群篇」強調：戰後中國大陸移民不應再被視為外來他者，大陸移民的歷史記憶應建立為台灣國家記憶的重要內涵。

這正是愈描愈黑。至此國人始知，民進黨原來到今天仍將「戰後中國大陸移民」視為「外來他者」；一直到六十餘年後民進黨「十年政綱」宣布「族群大赦」，才認知到不應再視他們為「外來他者」；至於「不應再」與「不再」，應然與實然，恐怕仍是兩回事。

其實，五年前，民進黨在二○○五年即曾通過「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宣示「沒有多元化，就沒有本土化」，同時也宣布政治大赦稱：「國民黨的壓迫並非外省新住民的原罪！」但是，且看二○○五年以後的發展，「國家」沒有「一體」，正名制憲鬧得雞飛狗跳；「族群」也從未「多元」，「中國豬滾回去」不絕於耳。

一晃五年過去，民進黨居然再次宣布族群大赦，聲稱從此「不應再」視那些「戰後移民」是「外來他者」！原來，在民進黨眼中，他們不但是「外來者」，而且是「他者」，而且到六十餘年之後仍然是「外來他者」？

民進黨把「中國／中華民國／國民黨／外省人」綁在一起的說法，非但過時罔效，更是非常殘酷無理。現在，多少「台灣人」支持國民黨？多少「台灣人」挺中華民國？多少「台灣人」前往「中國」？甚至連最挺「中國」的媒體也換了「台灣人」當老闆。這個黨卻竟至六十年後還將「外省人」視為「外來他者」，這在現實上是無知，在道德上更是無恥！

所有的「外省人」感謝民進黨的「族群大赦」吧！但難道所有的「台灣人」都能認同這種台灣納粹黨？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5783410.shtml
【2010/08/13 聯合報】@ http://udn.com/

國光爭議回歸能源政策

國光爭議回歸能源政策

2011年4月5日 中國時報 【黃鎮江】(1192字)

為了國光石化案，馬總統站到第一線，兩度到彰化，受到當地民眾嗆聲，甚至幾近羞辱式轟下台，這叫當初投票給馬總統的選民情何以堪。而朝野對立式的分別選邊站相互爭吵，並無法解決環保與經濟發展的爭議。筆者認為，不管是討論核四案或國光石化案，還是應該回到長遠的能源政策來考量。

從恐龍大法官任命與國光石化被轟下台事件來看，馬總統的問題的確出在資訊不足，以致出現許多用人與決策盲點，此外，官員推動政策不力並偏離民心，也是聲望重挫的重要原因。例如，“中科三期”，環評程序便宜行事，造成司法與行政對立，至今尚無解套跡象，“養水種電”，購電費率無預警從簽約日變完工日，讓“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幾乎成了再生能源破壞條例，”國光石化“，官商聯手強推高耗能，高污染產業，視”永續能源政策綱領“為無物，以致官民衝突事件不斷上演，馬總統聲望怎麼高得起來呢？這些都不是法令面或政策面有問題，而是執行面出了問題，但馬總統都得概括承受。

國光石化是在野黨執政時期推動的重大投資案，“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則是馬總統的重要政策，兩者衝突競合關係非常清楚，主管部會大可以依現行政策直接拍板定案，如此不僅展現與在野黨之政策區隔性，同時彰顯政黨政治的價值。然而主管部會捨此不為，堅持以不受信任的環評來進行技術性的操作，強渡關山，導致抗爭不斷，民怨四起，包括中研院院士，學界，醫界，詩人，大小學生都一一站出來抗議。況且，中油還是國光石化最大股東（佔四十三％），如果就這樣通過了，一方面要民眾節能減碳，一方面又任憑國營事業強推高耗能產業，這政府豈不人格分裂嗎？

當初要蓋核四時，主管部會告訴我們如果不蓋核四“台灣電會不夠用”，二十年過去了，核四尚未完工，台灣電力依然足夠，備用容量率甚至高達二十八％ ，尚未追究資訊錯誤責任。如今，又以相同模式開出二○○五年乙烯自製率至少達九十％的支票，要求全民兌現，為國光石化埋單。除非能夠告訴民眾，乙烯和核電一樣，涉及國家安全層級，並排除在“永續能源政策綱領”的高耗能產業項目之外，否則就請主管部會罷手吧，用高耗能產業營造國內生產總值的成長，那只是飲鴆止渴的做法。

福島核災後，當世界各國均積極檢討核能政策與能源政策時，馬總統在巡視核電廠之後，也立即做成我國核電發展政策不會因日本核災而有所調整的宣示，我們憂心，這是否也是在資訊不充分，不正確下所做成的決策。根據中 國時報民調中心調查，有七成五的受訪者憂心台灣核電安全，有五成七的受訪者對政府救災應變能力沒信心，光憑這民調數據政府就有必要認真思考重新檢視我國核能政策與能源政策。恐龍大法官人選錯了，鞠躬道歉，還可以換個人，付出的代價只不過就是總統聲望，然而，核電政策出差錯，付出的代價可是住在這塊土地子孫的未來。

在此，我們要提醒馬總統，從日本核災的血淋淋教訓，核能不再是安全的選項，因此，馬總統應把眼光放遠，趁“環境正義”，“世代正義”，“公民意識“高漲之際，重新檢視國家的能源政策，將非核家園納入氣候變遷所需負的減碳責任考量，適度調整我國減碳目標，積極推動節約能源，調整產業結構，並以發展永續，乾淨且安全的綠色能源為主流，為我國在“後福島”時代架構一個可長可久的能源政策。（作者為台南大學綠色能源學系教授）

執政只能擁護發展？

2011-04-07 中國時報 【本報訊】(505字)

很無奈，但也很現實，看朝野政黨對中科四期、國光石化、核能發電等政策的攻防，再回顧過去十多年的歷史，顯然執政者似乎理所當然─不論自願或被迫，都要成為「唯發展派」的擁護者。

當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提出非核家園，說核四可以「完成建造但不商轉」時，大家都還記得，民進黨執政時曾停建核四，結果經濟下滑重挫，企業停止投資、準備外移。最後在經濟現實壓力下，核四復工。終民進黨執政八年期間，絕口不談廢核電。

當在野黨領袖爽快、毫不考慮的簽署反國光石化時，卻只能赧然的承認自己「覺今是而昨非」。因為，國光石化整個計畫都是在民進黨執政時定案、推動，負責者是當時任行政院正副院長的蘇貞昌與蔡英文。中科四期環評爭議吵翻天時，也發現同樣的現象─現在反對的在野黨，正是推動該案時的執政黨。

雖然，可以說「換了屁股就換了腦袋」，但真正更深層的原因在：就業機會、經濟發展終究是民眾最關切者，朝野兩黨輪流執政，但從未創造出給台灣作其它選擇的機會。最後，台灣整個社會就是「唯發展派」當道，要找替代方案都找不到。執政者只能繼續「唯發展派」，在野黨不必「顧家」，就喊環保喊爽、騙一些選票就好了。

如果，執政者不能拉拔新興產業成氣候，不能讓再生能源比重提高，不能落實節能減碳…，我們不只難以拒絕八輕，未來怕是九輕都要來；不只永遠不可能朝非核家園邁進，甚至可能要討論核五…。

惠民资金惠了官，给贪官来场“斩手行动”！

惠民资金惠了官，给贪官来场“斩手行动”！

2011年04月08日13:55 (763字)

近3年间，重庆检察机关查办了1977名贪官污吏，涉及惠农资金、社会保障多个领域，涉案金额11.8亿元，许多受害者是低收入群体。（见4月8日《长江日报》）

相关调查亦揭秘了政府惠民资金如何“变节”惠贪官之路径。

最具“悠久历史”的是直接贪污。在云阳县普安乡挖出的干部集体腐败窝案中，包括书记、乡长、副书记、副乡长、乡财政办主任等12名干部就大大方方地私分公款数十次，侵吞计生款、移民款、饮水工程款等上百万元。

比较有“技术含量”的手法算是“吃空饷”。奉节县林场原场长、副场长、会计、出纳等合伙虚列支出，贪污封山育林和退耕荒山造林款13万余元。

而最具“时代特征”的是官商勾结“吃回扣”。大渡口区劳动局原局长杨某借分配农民工培训指标之机敛财，大肆收取“好处费”。一些学校重金“买”得培训指标后，只好搞“缩水”培训，农民工基本学不到技能。

政府倾力“扶贫”，贪官卖力“劫贫”。贪官面积如此之大、贪污截留手法如此之多，视政府惠民款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也难怪记者采访中要发出如此给力的浩叹了。

说奇怪也不奇怪，自来官府的“救民钱、救命钱”都是从官们手中“二传”过来的，而如何保障“二传手”们不见财起心，且指甲干净手不乱伸，堪称是一大历史性难题。要不然岳飞就不会向皇帝进谏谠论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了。

按说，如今之世，作为法制社会、信息时代，正是打造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之时，也正是解决历史难题，形成“文官不爱钱”之官德的大好时机，何以我们的这些官员，既不听从党的宗旨、中央的要求，又不顺从时代的潮流、民众的呼唤，敢于大玩贪污腐败之戏法呢？

前述调查中的种种手法，不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不论是单干的还是窝案的，都表明了相关官员染指惠民款太易如反掌。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其实古训早就一语道破了对付“官员爱钱”的解决之道。保持政府拨付的惠民款之清白和通达，无须什么高深的学问，所欠缺的只是一场“斩手行动”。而重申起来无非是透明公开、信息直达、群众监督、法纪准绳之类，这些话语笔者都懒得重复，因为实在是太“卑之无甚高论”了。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三公”消费岂能变成少数人的“公然”消费

2011年05月12日 21:16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422字）

我们通常把包括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在内的消费叫做“三公”消费。事实上，“三公”消费一直是干群产生矛盾的焦点，也是人们多年呼吁公开和关注的焦点。现在中央又要求将“三公”消费经费公开，这无疑是对群众呼声的回应，但我们又在想，如果真的公开就行了吗？多数人的看法恐怕是：公开只是一个初级阶段，还远远不够。我们不能让“三公”消费变成少数人的“公然”消费。“三公”消费岂能变成少数人的“公然”消费　我们通常把包括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在内的消费叫做“三公”消”。事实上，“三公”消费一直是干群产生矛盾的焦点，也是人们多年呼吁公开和关注的焦点。现在中央又要求将“三公”消费经费公开，这无疑是对群众呼声的回应，但我们又在想，如果真的公开就行了吗？多数人的看法恐怕是：公开只是一个初级阶段，还远远不够。我们不能让“三公”消费变成少数人的“公然”消费。

这些年来，我们实行政务公开，财务公开，在农村基层要求村务公开，这当中完全包括了“三公”支出消费的公开。“三公”消费如何公开，为何要公开，实际上是一个老的话题，只是人们要求公开得更具体、更详细一些罢了。然而，在我们一些地区和部门在实行财务公开的时候，或是公开的内容太专业，让人看不懂。领导不说了吗：你们要求公开，现在我公开了。但是，那种公开是一种应付性的公开。或是经过技术处理地公开，那些经过技术处理的公开，人们不能从那个公开的内容里看出，“三公”是如何消费的，是哪些人，为何事进行消费的。公开内容里只要是不能公开或不便于公开的，都装在“其它”开支里，再不就统而化之的装进行政开支。或是干脆只公开个总的帐目：今年开支多少，收入多少，让人有一种扑朔迷离之感，反正绝不能让大家看出个门道来：到底是谁开支、开支多少、为谁而开支。

话又说回来，如何仅仅将“三公”消费进行公开，就行了么？我想这肯定不是我们的初衷。这些年来，我们涉及到公开“三公”消费的方法也有很多：诸如审计能够看出“三公”消费、诸如财政检查等都能知道“三公”消费的结果。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严格来说，按照财务制度，应该有人为不合理的帐买单，但除了极少数领导干部腐败案件外。谁见着有人因“三公”消费而私人掏腰包的么？见过有人因“三公”消费过大而问责的么？除非是网上不小心曝光的几个“倒霉蛋”而已。

　　我们要求“三公”消费信息公开目的是为了便于监督。说实话，公车使用的“三三”现象（公事、领导、驾驶员各用三分之一）、以“考察”为名的出国境现象、多数用于私人招待的“公款消费”现象，谁不知道其中的猫腻？相当的“三公”消费实际变成了少数人的个人“公然”消费。尽管大家都痛恨，然而一旦你成为当事人或受益者，你立即会变得态度暧昧起来。谁敢说除了公事之外没有参与过公款消费？笔者反正不敢这样说。凭什么一些领导干部无视自己的身份，无视集体的财产？在“三公”消费上比自己家里还自由，谁给的权力？谁允许的！

　　钱是纳税人的钱，权力是人民的权力，为何让一些人如此肆无忌惮地挥霍。公示的目的是要大家来监督。并且针对制度和规定，对出现不正常的消费就应该按制度执行，违反规定或制度的，要坚决按制度和规定执行，或退、或处理人。不然公示又有何用，反而增加某些人“自豪感”和“威风”。

至于“三公”经费预决算情况的公示，这个应该由职能部门，即：财务部门来履行职能。不能让一些职能部门推卸责任，因为“三公”经费的预决算上，我们一些财政部门充当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他们有时搞“人情预决算”，甚至搞“腐败预决算”，没有认真履行好财务政策和制度，更没有履行好财政监督职责。不然，“三公消费“也不至于如此泛滥，而遭世人所诟病。

因此，我们对“三公”消费的公示是为了更好地监督，并且要常态化。各相关部门要履行职责，如果出现“三公”消费方面的问题，我们不仅要拿直接当事领导问责，还要拿相关职能部门问责，否则，我们无法向群众交待，无法向组织交待，更无法向纳税人交待。

我们如何“劳有所得”

西安晚报：我们如何“劳有所得”
2011年05月03日09:58 (1003字)

当前，我国普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有很大改善，但要让全体劳动者都能分享到“劳有所得”的荣光，还需要艰苦的努力。

建立合理分配的秩序，让“劳有所得”更公平。合理的劳动价值差异是社会常态，但差异变成了鸿沟，就是社会的隐患。

比如，同样是工人，垄断企业的岗位收入要比一般企业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同样是大学生毕业，进入所谓的“好单位”就旱涝保收、福利优厚，而进入“差单位”就面临低薪、无保障等困扰；一些打工者每天要工作１０小时以上，而获得的劳动报酬却长期偏低，甚至还面临无故克扣工资或拖欠工资的威胁。因此，建立公平的分配秩序，是保护劳动者权益，培育“劳有所得”理念的前提。劳动分配关系的调节，市场机制是基础，但仅有市场调节是不够的，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及行业自律都非常重要。这方面的努力正在进行中，但还需要加大力度。

遵循诚实劳动，让“劳有所得”更心安。我们的社会历来倡导诚实劳动，但今天，诚实劳动的形势却不令人乐观。诚信环境还很不够理想，对诚实劳动理念构成了威胁。实际上，已经存在较为突出的不诚信劳动问题，甚至是通过违法行为来获得所谓的劳动报酬。

比如，小商小贩通过聪明才智和勤奋，在市场上赚取劳动报酬，无可非议，但也存在这样的一些不能容忍的现象——少数卖菜的通过缺斤少两来获得意外之财，少数卖活禽的通过灌水来多获得利润，少数个体户通过卖劣质的、甚至假冒的产品来牟利，甚至通过坑害公共利益来获得个人的利益。这些行为，都是社会所不齿的，也是应该受到舆论谴责和法律制裁的行为。因此，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诚实劳动，让“劳有所得”建立在诚信、诚实基础上，是一个紧迫的社会任务，必须花大力气来抓。

有技能的劳动，让“劳有所得”更给力。劳动不分贵贱，都值得尊重，但因劳动的技术含量不同，劳动报酬却有高低之分。

当前，经济社会转型步伐加快，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是否拥有技能，正在成为劳动者能否获得更好劳动机会和劳动报酬的核心竞争力。检验劳动力队伍转型升级是否到位的标准，不是学历的高低，而是技能的多少和创新能力的强弱。具体地说，政府要大力倡导技能教育的重要性，特别要在职业教育上做好规划，舍得投入，让职业技能教育成为教育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适销对路的技术型、创新型劳动者；社会要更加尊重技能劳动者，分配向技能劳动者倾斜，培训向技能劳动者倾斜，在全社会树立技能劳动更光荣、更有所得的鲜明导向；劳动者也要把学好技能、用好技能作为人生的追求，把创新劳动、创意劳动、创造劳动作为努力方向，让“劳有所得”更有技术含量、更有知识含量、更有竞争力含量。

“劳有所得”，不仅仅是共识，还需要行动，这是和谐社会的基础，这是一切美好生活的源头。

来源：西安晚报

让“厚养薄葬”成为风尚

大众日报：让“厚养薄葬”成为风尚
2011年04月07日08:57 (1127字)

廉价墓穴、百元骨灰盒、免费生态葬……近年来,随着殡葬价格快速上涨,越来越多的地区出台了惠民殡葬政策,以满足社会需求,缓解百姓对殡葬暴利的积怨。临近清明节,记者追踪采访发现,在有人高呼“死不起”的同时,部分地区推出的“惠民殡葬”政策却“叫好不叫座”,陷入“推广难”的尴尬。(4月5日《新华每日电讯》)

“惠民殡葬”政策叫好不叫座,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如今,在不少地方,孝顺老人之心演绎成比富斗富现象,高昂的殡葬用品更是对此推波助澜。移风易俗难,推广“惠民殡葬”决不仅仅是提供个场所、发个通知、喊几句口号那样简单。

笔者居住的离休干部大院里,每当有老人驾鹤西游,老人的子女们闻讯后,分别从北京、上海、深圳,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急匆匆地赶回。面对已经长眠的父母,他们在发出撕心裂肺般哭声的同时,也道出了不尽的遗憾与悔恨,后悔没能在父母活着的时候与之见上最后一面,后悔自己忙于事业无暇顾及父母,后悔自己孝顺父母的许多想法和计划没能落实……这种自责精神固然可佳,但是毕竟是时光不可倒流,既然生命已经逝去,遗憾已经铸定,一切都无法改变。

“孝顺不能等”,这句话可以说是真理。孝顺老人未必就是让他们住上洋房别墅,吃山珍海味,身着名牌高档服装。“厚养”老人应该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内容。“孝顺”也没有固定的统一标准,子女是否孝顺更多的体现在老人的心理感受上。因此,对于儿女来说,孝顺老人应时刻处在“正在进行时”,要立足现实,着眼当前,抓紧时间,尽己所能,真正把孝心化作孝行。哪怕是送上一句问候,陪着老人唠几句家常嗑,始终保持身心的愉悦,也同样是在尽孝。

我们强调“厚养”老人,就是要积极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和老人对精神生活质量的渴求,把钱花在父母的养老生活需求上,让他们充分享受社会发展进步的文明成果,做到物质生活富有,精神生活丰富,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而不是在老人活着的时候,整天让他们鹑衣百结,饥肠辘辘,无人问津,孤独寂寞,甚至对他们的日常起居、疾病痛苦和生命安危等都一概置之不理,毫无孝道而言。

我们倡导“薄葬”老人,就是要坚决反对在老人去世后,子女们只是为了做给活着的人样子看,给自己“充门面、装孝道”,而一改往日的“铁公鸡”抠门儿秉性,显得特别“慷慨大方”,奢侈攀比,大讲排场,铺张浪费,上演虚假“孝顺戏”,竟花不该花的钱。甚至是比富斗富,本来自身经济就不宽裕,日子过得很紧巴,但为了显示孝顺而打肿脸充胖子,不惜债台高筑。这是应该反对和遏制的。

让“厚养薄葬”成为时尚,除了教育和鼓励子女孝顺父母,发挥家庭赡养功能外,政府也要出台“惠民殡葬”政策,要在宣传教育和普及推广上做文章,营造移风易俗的社会环境,引导公众走出“只有让死者葬得好,才算孝顺”的误区,形成文明节俭的丧葬之风。有关部门要严格规范殡葬秩序,加大监督和问责处罚力度,坚决打击部分不法商家“变相”拒售或打着惠民幌子欺骗百姓的行为。

当然,有效破解一些地方“惠民殡葬”政策遭遇的“叫好不叫座”困境,法制建设是关键。应通过完善立法和加快改革,打破行业垄断,大力推进殡葬行业多元化发展,殡葬服务多条路,公众需求才有选择。

食品安全，警钟为谁而鸣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食品安全，警钟为谁而鸣
2011年04月18日05:45 (886字)

近年来的食品安全事件，对相关企业的司法追责做到了雷厉风行，但对失职、渎职的监管者的司法问责远未到位。

一场由馒头引发的食品安全监管风暴正从上海刮向全国。4月11日，上海超市曝“染色馒头”事件，第二天，该市启动了全市范围内的“馒头大检查”。随后，内蒙古、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多个城市都展开了针对馒头市场的专项整治。

　类似的专项整治风暴我们其实已经熟悉。毒奶粉事件、苏丹红风波、“一滴香”谜案、“健美猪”等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都雷厉风行地进行过一次次大规模整治。应该说，声势浩大的整治行动对迅速查清问题起到很大作用。

然而，食品问题的屡屡曝光也使我们由此深思：整治风暴能在多大程度上拯救食品安全于水火？

立足于大检查的专项整治风暴，并不能触及食品安全问题的制度之痛。一时的整治风暴可以拍死苍蝇，却无法改变滋生苍蝇的环境。忽视了对整个制度环境的治理，给企业和监管者以逃避责任的借口。上海“染色馒头”事件中，监管机构“坚决不护短”、华联超市“给不法制作商钻了空子”，这些委过于人的自我辩白，或可窥见一斑。

事实上，许多食品安全问题源自行业“潜规则”。上海有关监管机构就透露，超市把临近保质期的食品退还给生产商，过期食品被生产企业重新作为原料进行再加工，此乃行业“潜规则”——既已明知是行业“潜规则”，监管机构如何能多年视而不见？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无良企业自然难逃其咎，但行政监管缺失与混乱才是根源，甚或如“瘦肉精”事件中，某些监管者与不法企业、商家结成利益同盟、监守自盗，几令食品安全防线沦陷。

行政监管积弊不除，食品安全的承诺即是一句空话。而行政体制内积弊是不可能依靠自查、自检就可以破解的，需要来自外界强有力的监督和问责。上海“染色馒头”事件发生后，无良生产企业迅速被吊销了食品生产许可证，公司法人代表等5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部门依法刑事拘留，但对监管机构的司法问责将何时启动呢？渴求食品安全的消费者，同样期待司法之剑挥向这些领域，追问这本应确保公民安全的“最后防线”是如何崩塌的。

回顾近年来的食品安全事件，对犯罪企业，尤其是中小民企的司法追责已基本到位，但是，对失职、渎职的监管者的司法问责却远没有到位。花样百出的食品安全事件，挑战着消费者的想象力；监管的无序和失措，则挑战着管理者的信用和权威。“染色馒头”再度敲响食品安全警钟，警钟为谁而鸣，值得每个人深思。

卖官因何“近水楼台”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卖官因何“近水楼台”
2011年04月22日05:55 (862字)

对于组工干部，不仅需要对他们提出无形的道德约束，出台苛严的禁令，还需要给他们手中的权力套上制度的笼子

又一个卖官者落马，湖南通道县原县委组织部长向志清获刑11年。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他竟然“卖”了34次官，获利31万多元。

或许有人疑惑，对干部的选拔任用，地方组织部长似乎并没有绝对的决定权，怎么实际能量会这么大？原因就在于，这个岗位能提供很多方便，想要卖官，可谓“近水楼台”。

组织部门的干部，百姓俗称“管官的官”。对干部职位的冗缺调配、干部的任职情况、上级的用人意向等关键信息，不仅灵通全面，更是扼守要津。他们对干部有考察权、汇报权、建议权，这些具体实际的权力，都会直接影响和左右干部任免。

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种“职务便利”，使一些官员在谋求升迁中，费尽心机地想与组织部门搞好关系，也给了一些人寻租的机会。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或许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组部一再强调，组工干部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特别是要做公道正派、风清气正的表率。因为如个别人不能出以公心，偏听偏信，重人情重关系，重圈子重派系，最终都会影响到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公正性。

一个普通官员变质了，影响的还只是他权力所及之域。而一个组工干部变坏了，则等于把此地的干部都置于“险地”——清者廉者会被否定“出局”，心术不正者找到升迁捷径，意志薄弱者可能被迫跟风，卷入买官泥淖。我们常说“用人是导向”，组工干部的变质，会极大地动摇“老实做人、踏实做事”的干部信念，损坏党风形象，伤及百姓信心。可怕的还有，买官怎么花出去的钱，往往都会怎么收进来，因为凭靠官员那点有限的工资，担负不了买官之资。从何处收？从百姓身上刮，从自己手下干部手里敛取。一池清水，最终就会被如此这般搅浑了。

正因此，对于组工干部，不仅需要对他们提出无形的道德约束，出台苛严的禁令，还需要给他们手中的权力套上制度的笼子。只有这样，才能使组工干部们不愿伸手、不敢伸手、不能伸手，真正做到公道正派、风清气正。

在地方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之际，中央组织部等多次强调要风清气正，设定“5个严禁、17个不准”高压线。山西太原市原市长张兵生等已因触线而受惩，显示中央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绝不手软的决心。从根本上来说，只有管住权力，才会使卖官人的手伸不出，才会让买官人的路被堵死，也才能选出用好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

中美若战，找不到任何中国可以赢的理由！

中美若战，找不到任何中国可以赢的理由！
2011-04-10 14:17:31 来源: 人民网 (774字)

为什么会恐美？ ――世界上大多数小国家，美国在一个星期之内都可以灭掉！当然，美国不屑于那样做，那太残忍了！ ――例如卡扎菲会有任何胜算吗？当然没有！一点也没有！他的苟延残喘只是给本国人增添更多的痛苦而已，所以，卡扎菲的坚持只是个惨酷的笑料。萨达姆也是如此，现在谁还歌颂萨达姆家族呢？

简单的说，现在不是冷兵器时代了。国家间的较量靠的是实力与科技！ 中国为什么不可能战胜美国？ 很简单，你能找到战胜美国的理由吗？没有，一个也没有！别以为中国兵就比美国兵更聪明、更勇敢！那太鸵鸟了！别以为中国的将军与官员就比美国的更智慧，那比鸵鸟还不如！

中国未必会输给美国，但中国不可能战胜美国！这就是结论！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中美之间不可能开战！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 兰德公司鼓噪美帝对我开战，以转嫁经济危机 。

本人短文说，目前中美若战，我必败绩。结果招致一些人反感。为此，再说几句。 多年以来，我对美一再忍让。结果如何？一桩桩，一件件，老美真如骑我脖子拉屎，还逼着吃掉，我除了口头嚷嚷几声，别无它策。

为什么？我弱！惹不起人家！惹不起，躲的起吧？然而，躲也不行！现在，老美对我已形成战略包围：东面日、韩、台；南边菲、越及东盟，加上宿敌印度；西面北约大军压境；北面蒙古与老美勾打连环。上合组织除俄罗斯可为依托，它国皆不可靠。这样恶劣的安全环境，加上更要命的“软胳膊”，“短胳膊”，美帝自然有恃无恐，敢于发起战争叫嚣。

我们如何面对？首先要面对现实，知己知彼。老美若对我动手，肯定会扬长避短，决不会再走朝、越地面战争老路。灭亡伊拉克，肢解南斯拉夫，包括此前轰炸卡扎非，攻打塔利班，无不表现出它的这种战略。

需要说明的是，北约在阿富汗动用地面部队，绝非单单对付塔利班，区区塔利班小菜一碟。塔利班之所以尚存，是北约有意而为，是其军力留驻中亚的借口。其目的如司马昭之心，各方都心知肚明。在这种险恶形势下，我们除了丢掉幻想，利用一切时机，狠狠地，大量的研发，生产，部署能致美死地的战略武器外，没有其它选择！

可惜的是，过去我们却“自毁长城”，下马了大量高精尖国防项目，丧失了大好战略时机。

帮菜农要防“越帮越忙”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帮菜农要防“越帮越忙”
2011年04月28日05:55 (982字)
　　菜农的燃眉之急要解，但要谨防释放错误市场信号，当心行政干预失当，导致“越帮越忙”
　　菜价问题让菜农伤心，政府“闹心”。连日来，有关部门积极协调产销对接，地方政府发动企业加大收储，号召市民购买“爱心菜”，有的地方还给菜农临时补助，缓解了不少卖难问题，让菜农感受到了丝丝温暖。
　　然而，面对各方的“焦心”，要特别提醒的是：燃眉之急要解，但要谨防释放出错误的市场信号，当心行政干预过度，导致“越帮越忙”。
　　在普通人看来，这轮蔬菜滞销来得有些“突然”。一季度，人们还在为物价上涨着急，一股寒流的袭来，热气腾腾的菜田立即打起“喷嚏”，冻僵了农民的笑脸：山东历城、河南中牟、湖北嘉鱼、海南万宁……“菜贱伤农”从个别品种向更多品种、从个别地区向更多地区迅速蔓延。然而，在很多专业人士眼中，这有其“必然”。
　　“菜贱伤农”的根本症结，是盲目种植，生产过剩。深层矛盾还是小生产与大市场的衔接问题。我国农产品市场放开以来，波动一直在重复上演。许多年前专家就断言，大多数人搞生产，少数人口消费，这种局面不根本扭转，我国农产品供求就走不出“多了少、少了多”这个怪圈。
　　客观地说，菜市“怪圈”见怪不怪。有赚有赔，在市场起伏中摔打多年的农民兄弟，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有涨有落，充分享受农业发展成果的城里人，消费心理已日渐成熟。在此过程中，农产品供求的市场调节机制也在逐步形成并稳定。对此，相关政府部门应有基本判断。
　　以目前关注焦点最高的“流通环节”为例。一斤菜，地头6分钱，市场6毛钱，中间三道手。“两头叫，中间笑”的局面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很多人因此呼吁：减少中间环节。问题是：减几道环？砍哪个节？要知道，这些环节或有需要理顺完善之处，但其本身是市场数十年的选择。真要少了某个环节，极有可能造成新的“肠梗阻”，引发别的问题。那样的话，中间笑不起来，两头也叫不出声。
　　“菜篮子”是市长工程，不管市长以何种方式负责，都必须相信市场、问计市场。否则，行政干预多了，尤其是价格干预不当，往往造成市场信号错乱，引发后遗症。去年蔬菜行情看涨，各方反应有些过急，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市场信号，抬高了农民的销售预期，这也是眼下蔬菜集中供应、生产过剩的原因之一。
　　因此，除了应急措施缓解卖难，更需要站在为下轮“菜园子”建设和“菜篮子”工程负责的角度，释放正确市场信号。比如，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应充分体现“一副担子两头沉”的政策指向，既全面提高农村菜园子的生产经营水平，又有效推进城镇菜篮子的市场功能，让“菜园子”快乐、“菜篮子”轻松。
　　对广大农民兄弟来说，长期处于产业链底端，他们是一群“容易受伤的人”。因此，每一轮因价格波动引出的行政干预，不妨想得更周全些：为今天的农民“疗伤”，为明天的农民“少受伤”甚至“不受伤”，到底能帮什么忙？

岂容“法袍”成为“变现砝码”？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岂容“法袍”成为“变现砝码”？
2011年04月26日00:00 (883字)
　　

司法廉洁，既需要制度性监督与治理，也需要发自内心的对职业尊严的认同与捍卫。

广东湛江9名丧失职业道德的法官与一个“讼托”合谋结成一条利益链，将司法公权变为牟取私利的工具，攫取巨额灰色利益。据湛江市纪检监察机关透露，目前涉案人员已被查处。

法官被“讼托”拉下水，在司法系统并非孤例，但像该案这样，“讼托”投资诉讼、经营案件俨然公司化运作，同时将9名精通法律的“执法者”变成了“枉法者”，并不多见，让人震惊。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把“讼托”比成腐化司法公权的“苍蝇”，那么被拉下水的法官就是“有缝的蛋”。因为在职业伦理上存在自我认同的危机，有的法官对于公正司法的法纪要求不屑一顾，自我保护屏出现裂痕，让“讼托”有机可乘。

司法实践中，少数法官会被“银弹”击倒，甘为“财色的奴仆”，固然与监督乏力有关，但也暴露了他们低弱的自我免疫力。在这些法官眼中，身上的“法袍”并非职业尊荣的“羽毛”，而是可以用来“变现”的砝码。于是，在司法审判和执行中出现了“选择性执法”，有钱积极立案，无钱立案消极，甚至人为制造诉讼难，逼迫当事人转而寻求“诉讼掮客”代打官司，自己则从中牟取私利。

这样的“正义”运送，偏离了法治社会对司法的应有期待，严重损害司法的公信权威。它也发出警示：确保司法守护社会正义的底线，需要更加重视法官的职业伦理建设。从司法廉洁角度看，如果说制度性的监督与治理是坚固的“外部防护网”，那么发自内心的对职业尊严的认同与捍卫，则是更为直接的“内部预警器”。

现代社会，法官生活在纷繁复杂的关系网中。面对形形色色的纷扰与诱惑，法官的自我认知容易混乱。法治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求法官形成一种职业认同的司法尊荣——处在这样的职业伦理中，法官爱惜自己的尊严与名誉甚于一切，绝不容忍“讼托”对自身名誉的任何玷污，更不会将代表法官尊荣的法袍当作加入“利益共同体”的筹码。

法官的这种尊荣感从何而来？如何才能培育出法官对国家的忠诚、对法律的信仰、对自身职业的高度认同呢？这需要强化职业伦理规范，也需要从心灵重建上让法官滋养出一种对法的神圣情感；需要严惩法官违法违纪行为，也需要国家为法官提供相匹配的地位优待和执业保障，发挥教育、监督、管理和惩治这些综合手段。只有当法官牢固确立了献身法律职业的无尚尊荣感，他们才能在面对强权或干扰时，保持独立超然的职业良知，按照法律的价值导向追求司法正义。

从“工”到“工人”，路还有多远?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从“工”到“工人”，路还有多远?

2011年04月15日06:41(892字)

　　“有生产没生活”，这是大多数农民工的现实困境。而他们对安居乐业美好生活的诉求，正日益强烈

　　将“自己的身心融入城市”，对农民工黄莲梅来说，这个希望正变得真切。

　　5年前来到吉林市打工的这位环卫女工，几天前面对前来调研的李克强副总理，实话实说自己“悬”了很久的苦恼：为这座城市打拼多年，至今依然居难定所。即使是各地政府正在大力推行的公共租赁房政策，也只是面向城里人。

　　这番心酸之语，道出了亿万农民工的一个共同困境：大部分人都还未摆脱“有生产没生活”的处境。而农民工对安居乐业美好生活的诉求，正日益强烈。

　　这是一个长年辛劳、忍辱负重的群体。他们顶严寒冒酷暑，风里来雨里去。最脏最重最苦的活，往往由他们承受。可长期以来，他们居无定所，工资较低，子女上学难、看病难。一座座楼房盖起来了，一座座桥梁架起来了，他们很开心，但“熙熙攘攘的都市里，哪里才是我的家？”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城乡间顽强迁徙，编织美好梦想，却不时被现实灼痛。

　　长期以来，农民工的角色定位，似乎还只是一个“工”。学者说，廉价劳动力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支撑了经济低成本快速扩张。企业家呢？招不到人，就喊“用工荒”；就业压力大了，一句冷冰冰的“企业也要生存啊”，裁员没商量。城里人呢？公交车拥挤不堪，地铁站人流如织，农民工常被某些城里人视作“多余的人”，但春节保姆返乡、送奶工回家，又苦苦哀求“留在城里过年”。这样的一群人，为城市的体面与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自身的生活质量与个人尊严却难以顾全。

　　人口众多，农业大国，工业化、城镇化步履沉重，农村贫穷落后；长期严格的二元结构、根深蒂固的“二元意识”，加大了城乡差距，阻碍了农民进城的步伐，打破了社会公平公正……这些国情与现实，使得“先生产后生活”成为一种无奈选择。但这样的情况不能也不会永远——正如李克强副总理对黄莲梅所承诺的，要“让你们的身心真正融入城市”。

　　这样的承诺与要求，也有望很快化为现实。走过“十一五”，亿万农民迎来反哺“三农”的春天，城乡分割的制度逐步废除，从清理欠薪问题到保障生产安全再到社会福利的保障，农民工获得的社会保障与生活权利正在增多。而展望“十二五”，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两轮驱动，农民进城的道路也在变得平坦和宽广。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各项举措的进一步推进，由“工”到“工人”的彻底转变，这一天并不遥远。在为之辛勤劳动的城市里，黄莲梅们也会分享到更多快乐、更有尊严的生活。

抓食品安全不能只靠曝光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抓食品安全不能只靠曝光
2011年05月03日05:05 (996字)
　　必须保持监管的独立性，彻底杜绝监管人员和被监管对象相依共存，提高基层监管执法的公信力
　　据报道，重庆近日查获1250公斤含有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福尔马林（甲醛水溶液）的血旺。“甲醛血旺”早在两年前就被当地媒体揭露过，却一直没得到根治，甚至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大行其道。
　　接连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让大家对表面上色香味俱全的各类食品几乎丧失了基本的安全信心。从三聚氰胺奶粉到化学火锅底料，从瘦肉精火腿肠到染色馒头，从硫磺生姜到福尔马林血旺，问题食品此起彼伏。大家禁不住要问，下一个被曝光的问题食品将是什么？依靠媒体曝光来推动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是否太过被动？怎样才能让监管与惩处更有力有效？
　　食品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百姓关注，高层重视。中央领导多次强调，要加大监管力度，严把食品安全关。颁布食品安全法、成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以来，食品安全在国家层面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但在实际中，却表现出“一头热、一头凉，一头弱、一头强”的状况，即高层热、基层凉，食品产业弱、地方保护强。
　　从当前情况看，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的意愿、举措还没能传递到基层农场、工厂、市场和监管层。在各地，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受制于薄弱的产业基础依然散乱，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难以计数，而在基层特别是广大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监管能力显得捉襟见肘：人手不够，资金短缺，监管乏力。再加上GDP至上的惯性思维，一些地方为了带动税收、拉动就业，纵容食品生产企业违规经营，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助长了企业逃避监管的侥幸心理，使一些小隐患积累成大问题。
　　食品产业规模化、组织化、规范化程度不高，行业自律约束机制不健全，企业质量安全管理能力较低，是食品安全处于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的重要原因，但这决不能成为问题食品频现的借口。当此之时，更要把保障食品安全的各项举措不折不扣落到实处，用严格的监管和严厉的惩处，破除本不该强大的地方保护，淘汰劣质生产经营企业，逐步改变食品产业基础薄弱的状况。
　　基层监管执法不能总在媒体曝光之后才有力度。要让日常监管硬起来，一方面必须充实基层监管力量，配齐装备，更新标准，培训人员，提升监管能力；另一方面，必须保持监管的独立性，彻底杜绝监管人员和被监管对象相依共存，提高基层监管执法的公信力。
　　保障食品安全是食品生产经营者、监管部门和各级政府的法定责任。各地各部门既要支持企业发展，也要严格监管。只有创新食品安全监管惩处体制机制，严惩违法犯罪行为，才能强化对生产经营者的外部约束力，促进其内部管理能力稳步提高。这虽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却是强基固本之策，各地各部门务必严格落实责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抓下去。

拉登被埋葬在春天里 但美国反恐战争仍在严冬

拉登被埋葬在春天里 但美国反恐战争仍在严冬

侯金亮
2011年05月02日16:22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855字)

　　有着全球头号恐怖分子之称的本·拉登，已经是第六次被宣布死亡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宣布这一爆炸性消息，不仅能够有力地证实消息的可靠性，也助推了消息的全球扩散性传播。

　　拉登的死讯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利好。美国股指跳涨、公债下跌，亚洲股市也普遍上涨，国际油价与金价随之下跌……虽然奥巴马在宣布拉登死讯时特别宣称“正义得到伸张”，但就好比拉登是“基地组织”的“精神领袖”一样，美国的胜利也是象征性的。从2001年以来，美国等国为追捕拉登，可谓费尽心机，招数用尽。这次拉登丧命，美国人在政治上终于赢了一局，奥巴马的政绩单上也可以划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拉登之死固然让美国人振奋，然而，拉登身亡后一连串的疑问与不确定性，并不能让奥巴马的连任之路走出寒冬。

　　“9·11事件”之后，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打击基地组织及恐怖袭击的策划者拉登。美国将自己置于正义的一边，挥舞着反恐主义的大旗号令群雄。但美国的反恐战争目的并不纯，甚至对于恐怖主义的划分也是基于美国的利益，存在严重反恐泛化的倾向。与其说美国在中东反恐，不如说是在抓住时机实践自己的中东战略。因此，拉登死后，美国现行的中东政策必将受到有关力量的挑战。对于奥巴马来讲，这也是一个新难题。

　　其实，美国轰轰烈烈地搞反恐，基地组织表面上被打散，实质上只是变化了生存方式。从实际情况看，美国的中东反恐策略从未成功，反而是越反越恐——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依然发展壮大。美国打掉拉登，只不过是干掉了一个象征性的头目而已。对于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的实力影响有限。甚至有分析认为，拉登之死可能导致恐怖主义分子更加团结，对美国实施新一轮的报复。

　　美国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但若想彻底清除恐怖主义显然力不从心。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主要是民族、种族、宗教矛盾，美国似乎更愿意用飞机、导弹达到目的。但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恐怖主义就是野火烧不尽的春草。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历史学家霍华德·齐恩教授在“9·11”事件后接受采访时就认为，美国政府犯下的大错就是未能采取措施清除那些可能刺激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因素。

　　因此，尽管拉登被埋葬在春天里，但美国的反恐战争仍然处在严冬。

　　（作者为知名媒体评论员）

宝马X6警车开的是什么道?

宝马X6警车开的是什么道?
作者：五岳散人2011-4-27
经济观察网 五岳散人/文 （1143字)

浙江义乌警方很不幸的撞在了新兴媒体微博的枪口上。有人在义乌街头拍到了一辆豪华的警车，该车从车型上说属于宝马X6系列，从归属上说属于义乌的交警大队，该大队的大队长对此的解释云：“是用来给贵宾开道用的开道车。根据要求，这个规格是需要的。”

这个道理还是听着挺像样的，义乌算是驰名世界的地方，曾经有幸去参观过规模宏大的小商品市场，无数小商品成了一个大买卖。各地来参观学习、视察指导的神仙们不计其数，警车开道标准的人士也不在少数。而根据这位大队长的说法，上级对警卫开道车有专门的文件要求，排量必须在3.0以上，使用年限要在8年以下。综合这些条件，想不是高档车都难。

拿出这种规定来为购置豪车辩护，大概就真是欺负老百姓不懂车了。按说虽然咱这里这些年才开始发展私家车，但也不是说谁都不知道越野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先普及一下技术概念：3.0排量的车不是少数，而且也不是只有这种豪华车厂商才能生产。几乎世界上所有汽车生产商都能生产这种车，而且在使用年限上都差不多。

应该说唯一有差别的就是性能与配置。可能有人不知道，在越野性能上来说，无论是宝马还是奔驰其实都不算出色，我个人异常热爱自驾车旅游，宝马、奔驰、Q7以及其他越野车基本都开过，论到越野能力的话，放在青藏高原上都会出问题，那就是稍有越野能力的都市车，总体来说最大的效果就是供拥有者张狂用，这种车型基本可以称作“供张狂用车”。

再说义乌这地方是用这车作为开道车，倒是应该也用不到超强的越野功能，甚至连超强的操控能力也用不到，只要开得平稳、具有比一般稍好的操控能力也就行了。而无论越野车外形的“供张狂用车”操控能力多强，都不会比轿车更为出色，同等排量的越野车，也并不比其他没那么昂贵的车具有优势，那么，为什么有人这么急于张狂一把？

很简单，有钱不花白不花。我们现在看到的公务采购具有一种通行的做法，那就是不买最好、但求最贵。一件东西要是按照技术要求为底线，价格从这个底线向上排列的话，咱这里的采购肯定不会停留在够用这个程度，一定会达到最高点或者次高点才行。即使这样明确违反了相应规定。本人供职于京城某副部级单位，按照规定来说，本单位的老大也不过是一辆奥迪A6的标配，我们可以想一想，要是在一个开道车都要用宝马的地方，他们的迎宾车会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这就是“三公”消费里公车消费的一个变种，用所谓开道车、迎宾车的方式，绕开早有规定的制度，为自己创造一个更为舒适奢华的环境。其他的变种还有让下属企业买豪车而自己享用，借调某些单位的车使用等等。一句话，各种规章其实都是有的，只是可供变通的地方太多，也最终不会受到什么追究——比如说这辆宝马，在没有开道任务的时候，谁知道哪位领导在用嘛。

这些事出现的唯一原因，就是政府花钱没有人能够进行监督，即使有了监督，也没有纠正的权力。这么振振有词的说法都能当作理由，自然也就知道这帮人对于老百姓的钱与白眼是如何不在乎了。豪车开道，开得是什么道？那当然是权力的康庄大道了，虽然这条道与这些车，都是老百姓的血汗。

“华陵”只会助长个人崇拜

“华陵”只会助长个人崇拜
　　王学进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4月19日 02 版) (986字)

自4月5日有媒体报道山西交城县华国锋陵墓投资约一亿元、面积10公顷(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大)的消息后，针对舆论热议，交城县民政局副局长回应称报道失实，其实整个陵墓总面积为4260多平方米，总投资约为1200多万元。(《齐鲁晚报》4月18日)

暂不论报道是否失实，也不论华国锋的功过是非，我只想从墓的形制和称谓上表达点个人想法。

为什么媒体统称华国锋墓为“华陵”呢？因为从新闻图片中可看出，尚未竣工的华国锋墓确实是按照帝王陵墓的规格和形制建造的，它依山而建，居高临下，俯视交城。共有392个台阶(与中山陵一样)，两侧有白玉栏杆相护。满山满坡种上了松柏。在墓地之巅将安放一尊石鼎，华国锋的骨灰将安放于此。整个墓地显得高大巍峨，气势非凡，俨然一派帝王气象。“华陵”之谓即本乎此。

众所周知，自战国始，凡是帝王墓地统称为陵，所谓茂陵、乾陵、东陵、十三陵等是也。这些陵大多依山而建，或者在平原垒土而建，封土之高如同山陵，占地广阔，耗资巨大，耗时历久，以此显现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势。至于老百姓的坟墓，不但要称为“坟”，还受限在三尺以下，否则就是违法，要受处罚。其他大臣们的坟墓也有规格限制，不能随便超越，也没资格称为陵。

华国锋虽然曾经担任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毕竟不是皇帝，而且其在任时期的作为也是见仁见智、大可讨论的。史学界最近形成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华在粉碎 “四人帮”问题上有大功，在坚持两个“凡是”和继续热衷于搞新的个人崇拜上则有大过。对这样一位功过参半的政治领袖，外界的评议与其家乡人的评价肯定不同；基于乡情，交城县官民对华国锋自有一番特别的感情，这可以理解，但要用这种建陵的方式来表达敬仰之情，则未必妥当。

一则，因为这样一来，有给外界一种盖棺论定的感觉：当地政府耗巨资建“华陵”客观上向世人传达了华国锋是位英明领袖的政治结论——在交城县委、县政府新近制作的一本《情满交山》画册里，开篇语的标题是“咬定发展主题建设伟人故里”，显然是将华国锋视为伟人。华是不是伟人，不是交城县党委政府说了算的，当然有关华的政治结论也不能由小小的县委县政府来作，那得由中央来作。

二则，时代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崇尚自由、民主、平等，反对一切形式的等级秩序、皇权意识和个人崇拜，已经成为普世价值，再为某位去世的国家领导人建陵供世人朝拜，可谓逆历史潮流而动，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无论建“华陵”者说得多么动听，说什么建陵是为了供国人缅怀、敬仰，事实上，这样做只会助长个人崇拜之风和封建皇权意识。

华国锋生前因为搞新的个人崇拜而受到批判，死后，其乡人不应该如此大张旗鼓为他建陵，这样，会使其亡灵再次因此而蒙羞，这恐非其本人和家人所愿吧。

“华陵”只会助长个人崇拜

“华陵”只会助长个人崇拜
　　王学进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4月19日 02 版) (986字)

自4月5日有媒体报道山西交城县华国锋陵墓投资约一亿元、面积10公顷(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大)的消息后，针对舆论热议，交城县民政局副局长回应称报道失实，其实整个陵墓总面积为4260多平方米，总投资约为1200多万元。(《齐鲁晚报》4月18日)

暂不论报道是否失实，也不论华国锋的功过是非，我只想从墓的形制和称谓上表达点个人想法。

为什么媒体统称华国锋墓为“华陵”呢？因为从新闻图片中可看出，尚未竣工的华国锋墓确实是按照帝王陵墓的规格和形制建造的，它依山而建，居高临下，俯视交城。共有392个台阶(与中山陵一样)，两侧有白玉栏杆相护。满山满坡种上了松柏。在墓地之巅将安放一尊石鼎，华国锋的骨灰将安放于此。整个墓地显得高大巍峨，气势非凡，俨然一派帝王气象。“华陵”之谓即本乎此。

众所周知，自战国始，凡是帝王墓地统称为陵，所谓茂陵、乾陵、东陵、十三陵等是也。这些陵大多依山而建，或者在平原垒土而建，封土之高如同山陵，占地广阔，耗资巨大，耗时历久，以此显现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势。至于老百姓的坟墓，不但要称为“坟”，还受限在三尺以下，否则就是违法，要受处罚。其他大臣们的坟墓也有规格限制，不能随便超越，也没资格称为陵。

华国锋虽然曾经担任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毕竟不是皇帝，而且其在任时期的作为也是见仁见智、大可讨论的。史学界最近形成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华在粉碎 “四人帮”问题上有大功，在坚持两个“凡是”和继续热衷于搞新的个人崇拜上则有大过。对这样一位功过参半的政治领袖，外界的评议与其家乡人的评价肯定不同；基于乡情，交城县官民对华国锋自有一番特别的感情，这可以理解，但要用这种建陵的方式来表达敬仰之情，则未必妥当。

一则，因为这样一来，有给外界一种盖棺论定的感觉：当地政府耗巨资建“华陵”客观上向世人传达了华国锋是位英明领袖的政治结论——在交城县委、县政府新近制作的一本《情满交山》画册里，开篇语的标题是“咬定发展主题建设伟人故里”，显然是将华国锋视为伟人。华是不是伟人，不是交城县党委政府说了算的，当然有关华的政治结论也不能由小小的县委县政府来作，那得由中央来作。

二则，时代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崇尚自由、民主、平等，反对一切形式的等级秩序、皇权意识和个人崇拜，已经成为普世价值，再为某位去世的国家领导人建陵供世人朝拜，可谓逆历史潮流而动，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无论建“华陵”者说得多么动听，说什么建陵是为了供国人缅怀、敬仰，事实上，这样做只会助长个人崇拜之风和封建皇权意识。

华国锋生前因为搞新的个人崇拜而受到批判，死后，其乡人不应该如此大张旗鼓为他建陵，这样，会使其亡灵再次因此而蒙羞，这恐非其本人和家人所愿吧。

富人移民潮背后的社会死结

富人移民潮背后的社会死结

2011-04-22 12:24
经济观察网 信海光/文 （节录1372字）

据日前招商银行和贝恩顾问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透露，个人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中国富人投资国内房地产的热情下降，投资移民意愿强烈。报告称，近60%接受调查的内地富人，都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投资移民考虑，这一行为在越富有的人群，表现尤其明显，约27%的人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而正在考虑投资移民的占比高达47%。其实，不仅仅只是富人们在接受调查时表达这种意愿，更多的种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个人境外资产增加迅速，根据《财新网》的资料：2008年至201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100％。在美国，中国累积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为73％。

为什么中国富人们热衷于移民国外？富人们给出的理由各种各样。但综合起来其实就一句话：在中国，富人们虽然有钱，但很多东西却是花钱也买不到的，而移民却可以。

国内富人圈子里流行着一句话：“花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而在中国，有哪些问题富人们花钱也解决不了而只能移民呢？大概分两类，一类来自物质，一类出自心结。前者包括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健康的投资环境、健康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等，简而言之，就是一个能够给予居民足够幸福感的社会所能提供的那些基本物质要素。这些东西，显然是转型期的中国尚不具备的。而所谓心结，则一般可以解释为缺乏安全感，它既包括富人们对当下人身安全、财富安全的担忧，也包括在预期未来时的信心不足。

可以看出富人们热衷于移民，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不幸福”，这实际上跟当前中国大多数人的生存感悟相一致。据最新的盖洛普幸福感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人情绪都很低落。这项涵盖全球124个国家的幸福感调查将他们分成了三类，分别是“蒸蒸日上”、“勉强糊口”和“非常痛苦”。尽管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让步履蹒跚的欧洲经济体和美国深感羡慕，但调查结果并不理想：感觉生活“蒸蒸日上”的只有12%，“勉强糊口”的占71%，“非常痛苦”的为17%。作为比较，中国人感觉生活“蒸蒸日上”的比率与阿富汗和也门相同，感觉“勉强糊口”的比率，与海地、阿塞拜疆和尼泊尔差不多。可见，在中国人整体不幸福的氛围中，富人也未能独善其身。

按照零和博弈的原理，如果社会财富总数量一定的话，富人分得多的话，穷人就必然分得少，当今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人逾穷而富人逾富，虽然财富不平均加大，但总算还有赢家。而在社会幸福感方面，现在却是个双输的局面，富人和穷人都不幸福，穷人在抱怨，富人要出走。

如果不移民，与穷人生活在同一片天地下，富人们就必须考虑要与穷人分享那些“不幸福”，比如食品安全。去年，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一篇文章说，当一名移民加拿大的女士被问到何要移民海外时，她的回答是：“三鹿”……另外还有所谓的社会“仇富”情绪，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穷人抱怨而富人害怕，有富人说移民是因为担心“再来一次均贫富”，这听起来有些杞人忧天，但仇富民意一旦沸腾，谁又能预测其能量有多大呢？

更深层次的隐忧在于，富人们纷纷携带财富移民不但意味着对国家的认同感不强，更是对社会责任的一种推脱，不管富人们有什么合理理由，不幸福也好，不安全也好，但都难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在这个社会中赚到了财富，却“为富不仁”，拒绝留下来回馈社会；他们对这个社会的不满，但却缺乏公民精神，拒绝将不满化作有益于社会的积极行动。很多人甚至还有一种“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想法，想在移民之前大捞一把。结果就是，富人们移民走了，却给社会留一个死结：他们因为不满社会而走，却给社会留下了更多的不满，比如，民间的仇富情绪驱动他们离开，但他们不负责任的离去却激发了更多的仇富情绪……这同时给坚守在本土没走的富人们（当然也包括穷人）制造了一个更恶劣的环境，这对人心和社会都是莫大的伤害。

科研不能“仕而优则学”

2011年04月19日 07:28 来源：人民日报 郑永飞 中国科学院院士 (801字)

一位合格的科技管理者，首先应该是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合格的科技工作者。但是不少人“仕而优则学”，这些“官大学问长”的指挥员，会在科技导向上带来极坏的连锁反应，危害某个研究方向或者学科领域甚至整个部门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从目前国内各类科技项目执行的情况来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分配机制”，最大限度地达到了投入与产出的匹配。这源于“自主选题、自由申请”的立项模式，源于“尊重专家、依靠专家”的评审机制。在科技一线工作的专家学者最了解本领域的研究动态和趋势，正是他们集体把关，保证了项目获得者在研究思路上具有一定原创性、先进性和可行性。因此，加强科技队伍建设，理顺科技评价体系，改革科技管理体制是关键。在科技经费管理中，需着力改进立项、监督、评估的方式方法。

首先，在科研管理上引入“科研信誉”的参数。即使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也有至少1/3的项目主持者已连续2—3次获得经费支持后未能取得预期的研究成果。对于那些科研信誉相对缺失的科技工作者应予以警示，使其再难从国家科技经费中得到支持。相反，对于信誉卓著、项目完成优异的科学家，应给予“激励”。

其次，加强科技攻关项目的“顶层设计”工作。要求科技管理者会同在一线的高水平科技专家，设计出一些真正质量高、可行性强的重要领域项目群。这对科研管理人员的自身科学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科学研究的好坏，直接取决于研究思想是否具有原创性、先进性、前瞻性。一位合格的科技管理者，首先应该是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合格的科技工作者。但是不少人“仕而优则学”，随着行政级别的提升，学术水平也俨然“水涨船高”，摇身一变成了学科带头人。但这些“官大学问长”的指挥员，不少只是“半瓶醋”水平，在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科研经费的同时，还会在科技导向上带来极坏的连锁反应，危害某个研究方向或者学科领域甚至整个部门。

如果主要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思想苍白，即使有国际上先进的仪器设备，充其量不过是在领导科技活动，甚至连模仿人家都模仿不到点子上，还谈什么自主创新？

(本报记者何聪采访整理)
（责任编辑：年巍）

教授功利学生投机，上梁不正下梁歪

教授功利学生投机，上梁不正下梁歪
姜泓冰
2010年09月22日00:03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976字)

教师节行之未远。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在最近的演讲中痛心疾首地提及高校名师“走穴”，学生热衷于成功奥秘、投机取巧办法等现象，如警钟鸣响。

知名经济学教授一场40分钟演讲收入20万元。杨校长举这样亲耳听来的例子，并不是想要给学者的市场身价泼盆冷水，或出于私心嫉妒，而是出于对习惯于走穴、赚取高收入的教授们逐渐丢失“学高为师”和“身正为范”两种品质，对于年轻学子们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忧。

因为杨校长发现，不少教授走穴多了，专心于学问的时间少了，很容易熟练于某种投机取巧式的“创新之道”，比如将甲地酒桌上听来的故事变成乙地演讲时的“案例”，夸夸其谈。教授没时间读书，遇学生抄袭也就容易蒙混过关。类似行为，老师在做，学生在看，对其人生观价值取向所产生的影响，远大于老师们的口头教导。于是，才有学生汲汲于名家名人的“成功秘诀”，为申请名校而“勇于”请不认识的知名教授在推荐信上签名，轻忽诚信，重视包装与“表现”，将当官、获取权力视为人生成功标志等等现象。

大学校长直言不讳，揭自家之短，因为来自“内部”所以更有强烈的震撼力。杨玉良教授敢于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责任心。他的激愤之辞，却也抓住了当前教育发展的深层次“病灶”——

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骨子里充斥着急功近利意识、甚至连基本道德底线都变得模糊不清的教育者，如何能够教育出懂得追求和敬畏真理、不具有投机取巧型人格的人才？

回答钱学森先生晚年之问，造就堪当未来民族发展、人类进步中坚力量的优秀人才，是新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根本目标。当代社会“神童”多多、聪明苗子时时可见，从家庭到学校、社会，亦不乏不惜重金、“武装到牙齿”式的大力投入和精心打造。“大师”不出，“苗子”夭折在通往一流优秀人才的半途，恐怕恰恰在于四个字：急功近利。

惟功利是重的人生，在成功、厚利的诱惑面前，难免会做出将道德底线一步步退后的举动——不论这诱惑，是金钱享乐、一官半职，或是学术成就、出国机会。

急功近利的教育，便难免要揠苗助长，一味只教导能带来短期私利的知识，或许能够赢得升学率，但以此为出发点，不论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创新教育”，都注定要被引向歧路。而这样功利化教育过程向一代青少年传递出的价值取向，更是贻害无穷。

眼下刚刚拉开的新一轮教育改革与创新，在本质上说，其实是整个中国社会重建精神信仰、抵制庸俗腐败的浩大工程的一部分。这项工程最难的，便是底部的重建。惟有当教授们不务虚浮，安心以“学高为师”，更重视“身正为范”时，才会有新一代勤恳踏实、不畏艰难、为人类或民族理想和个人兴趣而非功名私利奋斗的优秀人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