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集体舞” 不唱“独角戏” /905字

跳“集体舞”　不唱“独角戏”（人民论坛）

陈家兴 2010年04月26日05:05 来源：人民网/905字（originally posted by Dennis Feng)

　　前不久，一个行业“掌门人”的任命引发公众热议。有的说，他此前从未涉足过这个行业，是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有的说，外行未必不能领导内行，开明谦逊的外行，远胜过霸道专断的内行。事实上，无论是“外行领导内行”，还是“内行领导内行”，都有不少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成败的关键就取决于领导者是跳“集体舞”，还是唱“独角戏”。

　　领导是一门学问，既讲艺术，又讲科学。坚持跳“集体舞”，倡行民主理念、发扬民主作风、运用民主方法，也就掌握了这门学问的真谛。一意唱“独角戏”，不凝聚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就会导致事业不兴，风气不正，人心不齐。从现实情况来看，一些地方、单位和部门，尤其是主要领导唱“独角戏”而不跳“集体舞”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还比较严重。

　　决策不能搞“一言堂”。决策权是领导者的一项重要权力，不坚持民主就容易被滥用。“一言堂”是决策权滥用的前兆、决策失误的一大前因。有的一个人或几个人在决策时，特别是对于那些关系全局利益的重大事项、关系群众利益的重要问题以及干部的重要任免调动方面，不按科学、民主决策行事，喜欢独断。有的虽也走程序，却要么先把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过滤掉，要么一听有不同声音就起急，即使有人敢于说出正确的看法也不采纳。其决策实施的后果，往往损失严重，贻害无穷。

　　指导不能搞“瞎指挥”。给予正确指导是领导干部开展工作的一项重要方法。有的人没摸清情况就指手画脚，乱说一气。有的人全凭个人一时好恶，不尊重常识、科学与规律，脑袋一热就让“关公战秦琼”。有的人刚愎自用，因为懂行就总认为自己正确，未听别人的意见便“就这么定了”。凡此种种，都是“瞎指挥”的表现。如此不但不能汲取集体的智慧，还让人丧失干事创业的心气。结果是工作局面不但打不开，反而会一团糟。

　　团结不能搞“小圈子”。“紫罗兰把它的香气留在那踩扁了它的脚踝上，这就是宽容。”领导干部要团结大家一道共事，首先少不得的就是宽容，要有容人的雅量、坦诚的气度、闻过则喜的胸襟。但团结并不是“小团伙”、“小圈子”、“小帮派”式的团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有些领导干部那里，在“小圈子”形成共识就是民主决策，“小兄弟”的违法勾当就可以动用公权力翼护。少数人沆瀣一气，必致大环境乌烟瘴气。

　　跳“集体舞”、不唱“独角戏”，要靠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更要靠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如此方能杜绝世人诟病的“一言堂”、“瞎指挥”、“小圈子”现象，更好地发挥集体智慧的力量，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形成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对贪官的“袜子、小葱腐败”也要零容忍

广州日报:对贪官的“袜子、小葱腐败”也要零容忍

王威

2010年04月19日08:35 来源：《广州日报》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原县委书记赵仕永贪污受贿近500万元落马，被称为全国最贪县委书记。大到万元以上的彩电、皮包、手表，小到几元的洗漱品、袜子等，赵仕永都公然以公款报销，创下贪官中的报销之最。（4月18日《昆明日报》）

　　像赵仕永这样大小钱“通吃”的贪官并非特例。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交通局原局长雷建民贪污数额达378.88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达433.32万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渭南市涉案金额最大的腐败官员。雷建民还是一个“细心”的人，大到现金小到葱，他将受贿的财物居然记了整整27页纸。

　　赵仕永的“袜子”和雷建民的“小葱”，与这两起腐败大案的惊人案值相比，可谓是“九牛一毛”。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不难发现，许多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都是由一点一滴贪婪的积累，最终变成巨贪大蠹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袜子”、“小葱”，才成就了赵仕永、雷建民的“千万身家”。

　　古人云：“邪生于无禁，欲生于无度。”不难想象，假如赵仕永、雷建民当初把手刚伸向“袜子”、“小葱”时就遭棒喝，他们也就失去了大把捞钱、创下“最贪县委书记”和“渭南贪腐之最”的机会，他们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也不会如此严重。

　　然而，这种“棒喝”却来之不易。我国《刑法》规定，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才构成犯罪。要给赵仕永、雷建民定罪，小小的一双“袜子”、一根“葱”是连塞牙缝都不够的。

　　放过小贪等于纵容大贪。香港廉政公署的经典口号“贪一块钱也不行”为人们所熟知。 对腐败犯罪“以赃计罪”，并规定较高“起刑点”，实际上是扭曲了腐败犯罪的最本质特征，会助长腐败分子的犯罪意念。

　　打击腐败需要的就是“一钱斩吏”的决心和“零度容忍”的理念。这样看来，哪怕是小小的一双“袜子”、一根“葱”，也应当成为让腐败分子闻之色变的“绊马桩”，这才是反腐的真谛。

重商時代造就一個被廣告包圍的國度

重商時代造就一個被廣告包圍的國度

Author: Stupid77 under 财经法律(1344字)

別小看中國內地的商業氣息，以及作生意的商業頭腦…

多年前初到內地之時，除了感受到這片土地遠比我所想像的還要進步之外，最大的感受就是隨處可見、無處不在的廣告…

一下飛機，諾大的橫幅看板廣告，在機場裡頭隨處可見，出了機場，高速公路上隨處可見高聳林立的廣告招牌，以及在住家外牆就塗鴉的連牆廣告，走進大廈，首先等待電梯時的廣告顯示器，不停的播放著，相同的顯示器還存在於出租車以及廁所中，進入電梯之後，三面牆上還掛著平面廣告，如若坐在公車上面，扶手椅及扶手上的看板，座位的頭枕靠墊上也被廣告佔領，連車體都是被廣告包圍著，街頭上散發各式廣告傳單的人們隨時在各個街頭上站崗，連電視台也穿插著不知道會播放多久的廣告短片，甚至電視畫面被切割成了好幾塊，除了節目本身，還可以同時存在數個廣告，而一般的節目不是冠名播出，就是接受贊助，時不時提醒一下觀眾，有哪些企業的支持，就連播放新聞的同時，主播面前的Notebook背面都要貼上一則廣告…

還有，舉辦奧運的鳥巢以及水立方，也公開標售冠名權，以及更多不管在電視劇、電影或者任何方式呈現的置入式行銷廣告…

林林總總的舉了一些常見的案例，很多廣告出現的地方令人不可思議，連半夜都會被手機的短信廣告所驚醒，似乎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二十四小時離不開廣告的轟炸，廣告行銷發揮的淋漓盡致，幾乎無所不用其極，除了感嘆中國人的生意頭腦之外，更對於中國現階段「重商主義」的盛行有深刻的體驗…

快速發展中的中國內地，無處不商機，誰先搶佔多數人們的記憶，等於無形中幫自己的品牌多添加了一分知名度，可以先獲得某種程度的領先優勢，這個優勢將會轉換成實質的報酬，而終日轟炸的廣告無疑是一個不錯的策略…

而且因為經濟的大躍進，誕生了不少已經脫貧白手起家的企業家，他們很可能因為家境的關係沒有讀過多少書，但他們快速致富的經驗，讓更多人想效尤，因為民眾急於脫貧，導致了大家只向錢看，而忽略其他因素，提供盡可能廣告宣傳服務可能是一個門檻較低的行業，也顧不得可能造成什麼負面影響了…

這種兩者觀念造就了廣告在內地的發揚光大，甚至向外界擴散、發揚光大，在內地只要稍有人氣之處就有廣告存在，能夠賣出去的廣告位，絕對讓他有貢獻產生，能夠發送傳單的地方，絕對很多人同時發送…

因此不論是鄉村還是城市，因為人工成本低廉，廣告公司得以雇用大量的來自農村的勞工到處站崗發送傳單，這同時還創造了為數不少的就業機會，因為手機的便利性，因此透過每條資費不到一分錢的短信大量發送廣告訊息，除了這些最普及性的傳播方式外，異業之間的結合也相當常見，比方說餐廳、出租車業者、客運公司、各地主要路段的路中央旗幟、公車站招牌、電視節目…等等，不僅是增加了一些廣告主產品宣傳曝光的機會，也讓這些願意跟廣告公司合作的業者多了一份額外的收入…

不要以為到了偏遠的農村或者山區就沒有了廣告，就算在沒有人的荒郊野外裡，依然可以看到一些遠處農村的外牆上面，經常出現了電信業者或者一些保健產品的大幅廣告，而甚至一些地上或者是牆上被大量的塗鴉上了一些辦證、或者提供某某服務業者的電話號碼…

很多的廣告都用一種很生硬的方式呈現、傳播、存在著，然而也正因為隨時隨地不間斷的提醒著人們，因而終究能夠在人們的腦海中產生一些印象分數，而也別忘了這些方式，正是當年政府用來宣導一些政策的重要管道，頂多只是多了數位化，以及網路上的傳播而已…

腦白金、淘寶網、移動、旺旺等等知名產品、企業，他們藉由此法成功了，如今還是一再的重複放送著，只能說大家都成了搶錢一族，這也宣告著一個重商時代的延續…

不重國文 孔子不如讓給韓國

不重國文 孔子不如讓給韓國

更新日期:2010/05/05 00:07 (995字)

呂淑姮

【記者呂淑姮台北報導】搶救國文教育聯盟4日召開記者會，聯盟成員同聲譴責，教改多年來將國文教育「去精存蕪」，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實施台灣版的「文化小革命」。

聯盟副召集人張曉風從生活經驗談起。她說，有次家人看韓劇，劇中懷孕的媳婦正在念《論語》給寶寶聽，讓孩子從胎教就接觸經典。張曉風說，這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幕，但是日本、韓國，對《論語》的重視是超出我們想像的。

「韓國人說『孔子是韓國人』的時候引起輿論反擊，但反過來想，台灣有重視過《論語》或者國文嗎？」張曉風苦笑，如果教育部再不正視國文課時數減少的問題，學生再不念古文，乾脆讓孔子去當韓國人算了。

張曉風也點名編劇和新聞媒體，她認為，媒體是學生在課堂之外最常接觸的媒介，也是中文運用的示範，但新聞媒體錯字不少：「每個小時都可以看到。」誤用也很多，例如「無時無刻在想你」其實應是「無時無刻不在想你」才正確。

張曉風說，企業主總愛問應徵者英文能力的高低，決定是否錄用，她建議可以換成「中文程度好不好」這個條件，她笑說，中文程度好、溝通能力佳，才是優秀員工應該具備的素質。

中山女中老師李素真說，聯盟連續6年開記者會，年年都要求教育部重視國文課時數問題，如今國小國語課從每周10節降為5節，國中國文課總課時數減少1／3、高中每周從6節減為4節。時數越少、學生程度越糟，只有靠少數重視國文的家長私下為孩子補強。

李素真比較兩岸國語文課程：「中國的高中生在畢業時，已經能背180首詩、詞、曲，40篇古文；台灣的學生能背多少？不知道。」她說，國語文是百科之母，台灣卻反其道而行，讓其它科目和國語文並重，導致有些學生連數學題目的語文描述都看不懂。

東吳大學物理系教授劉源俊每年教大一學生，覺得學生中文程度越來越差，看不懂考卷的人反倒是老師：「我還要去問學生，他的答案到底在寫些什麼。」

他批評台灣教改讓學子不知不覺歷經了「文化小革命」，自己斬斷文化的根本，還沾沾自喜。學生上課不看課本，回家都看參考書，「為了參加考試而讀的書。」

劉源俊說，早期中國的大學教授會組團來台，他們認為台灣是有文化素養的地方，但現在台灣學生的程度已被人看不起。他更批評北縣的英語活化課程：「簡直是太沒知識的縣長，沒道理的政策！國語文教育才是一切教育的基礎。」劉源俊認為，國文沒學好，學外國語文只會兩頭落空。

聯盟共同發起人、知名專欄作家公孫策說，台灣的優勢應是中文才對，教改卻讓優美豐厚的中文底蘊變得七零八落，削弱競爭力，其他科目也沒有變強，他說：「把孩子越教越笨的教育政策是種罪惡。」

搶救國文教育聯盟呼籲，教育部應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列為必修科目，國文課時數應增加或恢復到原有時數，別讓台灣的高中生國文程度，輸給中國的國中生甚至小學生。

一言喪邦之典型

一言喪邦之典型

從美國戰略思維調整看馬英九失言風波

新投殼newtalk 2010.05.04 文 / 洪聖斐

觀察馬政府處理兩岸事務，經常令人懷疑這個政府到底是太過天真，還是蓄意將台灣陷於險境。

馬政府將兩岸關係看成是直線發展，堅定地告訴國人和國際社會，兩岸只會往正面的方向發展。面對中國，這個政府始終相信對方的善意，整個政府呈現文恬武嬉的狀態。表現在軍事上，是長期地忽略戰備，以節能省碳為理由，不進行實兵演練。不僅如此，這個政府在野時杯葛軍購，在朝時也不在乎兩岸軍備已經失衡的嚴重性。一味地告訴國人，兩岸關係是六十年以來最好的高點，完全沒有一絲「恃吾有以待之」的防備。難怪軍人會無所事事，而軍紀渙散到令人髮指的地步。

馬英九最近接受CNN的訪問時，脫口說出「我們將永不尋求美國人為台灣而戰」，就是在這個脈絡下出現的。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馬英九欠缺國際觀。國際現勢的發展從來不是直線進行的，而是反覆辯證的。昨日的敵人，今日可以是盟友；今日的盟友，也可能成為明日的敵人。因此，國際之間，與宿敵和解，往往都會有所防範。像馬英九政府這樣對未來可能的突發狀況毫無準備的，真的是極其罕見。

台灣位於第一島鍊的樞紐，受國際大環境變遷衝擊極大。冷戰前期，美國為了防堵赤色中國，而協助了獨裁的蔣政權；冷戰後期，美國為了拉攏中國對抗蘇聯，選擇與台灣斷交；後冷戰時期，美國為了爭取中國在一些國際事務上的合作，而將中國視為戰略伙伴，對台灣冷淡以對。小布希總統上任後，曾經以中國為假想敵，而捨棄戰略模糊的政策，清楚地表明會防衛台灣；九一一事件後，為了爭取中國協助反恐，而再度疏遠台灣。這些變化，都使台灣感受極其深刻。歐巴馬總統上台後，第一年對中國過度友善，使中國以為G2時代來臨，已經可與美國平起平坐，因此在一些場合中，顯露出過份的傲慢與無禮。例如在去年十二月哥本哈根氣候變遷高峰會中，羞辱歐巴馬總統。自此之後，歐巴馬總統很明顯地改變其對中國的態度，不但宣佈對台灣軍售，也在白宮接待圖博（舊譯為「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不在乎中國跳腳。

事實上，美國對於將來與中國之間的對抗，是有所準備的。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務》雙月刊（五六月號），刊出卡普蘭(Robert D. Kaplan)的文章，把中國與前蘇聯加以比較，頗有當年肯楠（George Kennen）以「X先生」的化名在同一份刊物上發表圍堵政策的味道。卡普蘭指出，美國五角大廈正在研擬一套戰略，退到位於第二島鍊關島備戰，以避免與中國的直接衝突。目前美國期待幫助台灣，讓北京知道「一旦有事」，中國將要付出極大的代價。不過該文也指出，以目前的局勢發展下去，美國可能到了2020年就無法保住台灣了。一旦中國取得台灣，突破第一島鍊，美國將會從第二島鍊以強勢的海軍跟中國周旋，而日本海上自衛隊與印度海軍，屆時可能會與美軍結盟。

為何美軍到了2020年可能保不住台灣？很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台灣根本自己廢弛武備。馬政府口口聲聲前朝（民進黨）在過去八年錯失了太多良機，卻以為世人都不知道耽誤台灣更新戰備時程者，就是國民黨自己。這也就是為何CNN的記者要嚴詞詰問馬英九，台灣自己沒有決心，美國人為何要替台灣犧牲的原因。馬英九以為他說「我們將永不尋求美國人為台灣而戰」，可以釋天下人之疑，卻不知道這樣一來，反而可能讓美國人更加認定台灣可能會守不住。

在此必須提醒國人的是，一旦台灣守不住，而美中對峙起來，台灣就會成為被美國攻擊的前線。別忘了，二戰後期美軍就曾經長期轟炸過台灣各城市。當時我們的祖父母、父母可以到鄉間「疏開」；未來已經極度都市化的台灣，你和你的子女要去哪裡「疏開」？

馬英九，一言以喪邦之典型也！

（作者為政治學者，專攻政治理論與政治史）

我们该靠什么减少民众上访？

人民时评：我们该靠什么减少民众上访？(1256字）

　　2005年5月1日，国务院新修订的《信访条例》开始实施，至今已有5周年。5年来，各地各部门以贯彻实施《信访条例》为主线，制定出台了400多项配套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制度，有力地推动了信访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坚持依法按政策办事，推动解决了一大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处理和解决了涉及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等方面的信访突出问题；信访形势连续5年保持了持续好转的良好态势。

　　随着信访工作基本制度框架的形成和完善，民众的权益不断得到维护，访民的利益诉求不断得到解决，可以说，新修订的《信访条例》实施5年来，配套法规、制度的每一点向前推进都丈量着法治的进步，都见证着政府化解民众难题的努力和决心。当然，也毋庸讳言，尽管相关法制不断完善，但不代表信访工作完美无瑕，也不等于民怨全都得到了消解，不代表所有官员都能正确对待访民。

　　当前，我国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临矛盾凸显期，各种矛盾多发、易发，同时由于矛盾未能及时化解，一些群众选择了上访。但是，面对群众诉求，一些官员麻木不仁，不是积极解决民众问题，而是采取种种手段激化矛盾。比如此前媒体报道的上千农民集体下跪事件，面对访民下跪，市长竟然闭门不出；再比如“要想见局长，先过密码门”——海南三亚综合执法局局长办公区被两道门隔开，群众感叹见领导难，想找领导，一道带密码的玻璃门挡住去路。如果官员这样对待访民，访民怎么可能满意？

　　更可怕的是，一些官员对待访民不仅麻木不仁，甚至冷酷无情，有时甚至采取极端手段。比如，视上访者为刁民、闹事者、添乱者、不安定因素或麻烦制造者。

　　事实上，老百姓上访或者找求见官员，说明他们信任政府、信任官员，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化解积怨和解决难题。官员只有加以重视，积极处理，才能顺遂民意，赢得民众理解，捍卫政府公信力。否则容易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从而使小事变大。中纪委原书记吴官正，在日前出版的《民贵泰山》一书中说：“要善待上访群众，群众有事不找我们，问题就严重了。”这句话颇有深意，富有现实价值。

　　民众为何上访？除了极少数人闹访、无理取闹之外，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自身利益确实受到了伤害，正如有官员指出，在当前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的实际困难，无理取闹的只占一小部分。而访民所受到的伤害，其中主要是受到了权力的侵害。一些时候，由于基层官员互相包庇，民众无法维护自身权益，即使付诸法律仍然难以如愿。在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之际，他们不得不选择上访这条路，这就是坊间所称的信访不信法。因此，减少民众上访最直接的措施就是确保法律公正，让民众看到希望，让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此外，减少访民的根本之道在于权力安分守己，不与民争利。在一些地方，权力张牙舞爪，侵犯民众利益，让民众忿忿不平，他们出于维权的需要层层上访。中国社科院学者发布报告称，今年群体性事件发生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这是因为一些地方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因此，一方面积极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权力之手不再乱伸，才能使民众安居乐业，不再走上艰辛而困苦的上访路。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众是国家的基石，惟有恪守为民之责，善谋为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国家才能安宁。正确对待访民，积极解决访民的问题，并且恪守权力为公的本质，不侵犯民众利益，这应是官员的共识和行动。

从“发言门”看基层民主的推进

人民时评：从“发言门”看基层民主的推进

(884字)

　　媒体热议的湖南双牌县县委书记“发言门”事件，近日有了新进展。事件主角之一县委书记郑柏顺接受北京媒体专访，澄清自己并非独断专行，而是一个“搞了很多规章制度”、“充分发扬民主”的基层干部。

　　所谓“发言门”事件并不曲折复杂。有媒体报道说，在今年3月的双牌县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政协委员、县委办副主任胡佐军发言引发县委书记不满，被指发言违反政治纪律，个人主义膨胀，随后被安排下乡工作。此后，又有人反映，印有郑柏顺头像的台历在乡镇和各单位销售，引爆“台历门”。

　　让一个偏僻山区县的县委书记突破“低调做人”的原则，越过千山万水，与北京媒体对话，公开自证其民主，可见“发言门”事件的舆论威力。

　　但是，一个县的民主氛围如何，仅靠县委书记在媒体上公开一席谈，恐怕难以证明。从媒体报道来看，双牌县的情况似乎并不如县委书记本人所说的那样完美。政协委员将“县委已经安排部署调研的改革措施”变身为政协会议的个人发言，而非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提出自己独家见解，这本身已有违参政议政精神；而以行政问责的方式追究政协委员的责任，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追责，同样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初衷有所出入。

　　双牌县“发言门”事件发生后，舆论哗然。然而，舆论风波的背后，我们是不是该平心静气想一想，这样的事是否只是偶然发生？将“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变为一种“民主秀”的情况，在类似的基层县乡还有多少？这对基层社会经济发展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正步入县域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推动，随之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是基层政府对经济的超强干预，干部招商、指标经济等等现象比比皆是。权力过度集中，且不受约束和限制，加之县乡远离媒体观察中心，舆论难以及时监督，久而久之，就容易导致“一把手”说了算。

　　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要特别注意防止民主集中制流于形式、成为摆设。民主氛围受影响，经济发展同样也会遭遇瓶颈。县域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其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性，它是特色经济，更是民主经济，不同于大中城市的规模经济和区域经济，它更需要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支撑。行政权力对经济的超强干预，往往容易压制民营经济的发展，弄出许多好大喜功的政绩项目、面子工程。

　　“发言门”事件孰是孰非暂且不论，基层民主的探讨或许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不仅关系到一方百姓的利益，更影响着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揠苗助長?大陸家長心糾結

揠苗助長?大陸家長心糾結

2010/05/06|記者簡立欣／專題報導(697字)

「學前教育是什麼？」又逢小一新生辦理報到時節，不少大陸家長帶著孩子在各個入學面試場合「過五關、斬六將」，內心卻不由得浮現一股無奈。

一位不願具名的大陸網友發帖表示，參與了女兒小學入學面試之後，她一直在思考「何謂學前教育」？僅僅是數數字、簡單拼音、念唐詩、講故事、10以內加減法嗎？

「女兒上幼稚園中班後，我母親一直堅持教她算術、唐詩、三字經；直到大班結束，女兒100以內的加減混合運算應付自如，唐詩脫口而出，三字經全文倒背如流，」這位憂心忡忡的網友表示：「本來做母親的我應該高興才對，可是我內心深處十分擔憂：中國的教育模式，一邊是強調孩子的自身綜合素質，一邊是分數第一，這麼自相矛盾的教育模式令人困惑。」

這位母親說，女兒在小一入學面試時答得又快又好，面試官表示：「你女兒可以直接上二年級，不用上一年級了。」她雖然感到驕傲，但也自問「學校的入學面試問的都是一年級要學的，這些都在幼稚園裏學過了，還需要上什麼一年級呢？」她並擔心女兒上了小一以後，誤以為「知識原來是如此簡單」，而不再有興趣探索、不聽老師講課、不屑寫作業；「小學一年級在優越感中度過，到了高年級由於學習習慣不佳，成績一落千丈。」

也有網友有不同經驗。一位母親四月上旬帶小兒子參加小學入學面試，過程相當簡單：由校長和一位教師共同進行，全程25分鐘，無家長陪伴；內容包括參觀一年級課堂、閱讀、講故事，還有「玩」數學。之後校方對家長說明「面試評估」，首先是孩子個性，接著是想像力和表達能力，最後才是發音認字和數數，校方並告訴這位家長：在八月前可以加強拼讀和數數，學校現在不考核孩子這方面能力，「因為識字、算數都是入學後我們該教的。」這位家長表示，並非所有學校都會陷入揠苗助長循環，反倒是家長的「讓孩子贏在起跑線」意識才是一把大刀，於是出現了：「大著肚子補胎教，扔著票子進興趣班，使著勁餵孩子們吃『墊底飯』（幫孩子奠定基礎）」。

高房價只是果 政策才是因

高房價只是果 政策才是因

2010/4/26

作者：高明華（高雄市／商） (580字)

央行總裁罕見點名某上市建設公司，有哄抬房價意圖，隔日該公司股價以跌停開出，但旋即打開並向平盤靠近，戲劇性變化正可說明房地產價格，即使短時間受到政策打壓，仍會有人前仆後繼接手。

政府有意「打房」，但筆者認為，由於土地愈賣愈少，房地產價格絕對取決於市場經濟，這可從國有財產局標售精華區土地，單價屢屢創新高即可證明；此外，馬總統就任後，一方面對大陸採取開放政策，還主導立法院通過遺產稅與贈與稅的稅率，一律降為百分之十，造成不但陸資，還包括外資蜂擁來台搶購房地產。

簡單地說，房價飆漲只是結果，但政府的一味開放及過度向富人與財團傾斜的稅賦政策，才是造成資金浮濫的原因。

如今吳內閣反而義正詞嚴批評建商炒作房地產，請問財經官員，只動動嘴皮子，卻拿不出實際政策，就想壓抑房價，可能嗎？房價過高確實是市井小民最大的痛，薪水階級負擔全國七成的所得稅，卻看著財團以取自於大眾的低成本資金標地與養地，轉手間攫取暴利，讓人產生嚴重的相對被剝奪感，這才是高房價成為民怨榜首的原因，難道博士級的官員真的不懂？

筆者認為，資本主義無罪，有罪的是放任貧富差距愈來愈擴大的政府，馬政府上台快兩年，不公不義的汽燃費隨車徵收，與軍教免稅依然沒改變，遑論對財團或陸資開刀，現在的內閣已被譏為「喊卡內閣」，只要有既得利益者反彈，政策立刻急轉彎，政府簡直把政策的制定當兒戲，這才是真正讓民眾失望的地方。

如果政府只忙著顧選舉，不堅持、不做正確的政策，公平正義將永遠被踐踏。

高明華（高雄市／商）

給孩子機會學好 防「去道德」人類

給孩子機會學好 防「去道德」人類

2010/4/23

作者：羽盷（台北市／教育工作者）(817字)

最近逆倫弒親事件頻傳，不少人憂心這個問題；當一種類型的社會事件不斷發生，代表有某種超越個人心理的社會結構性成因正在發酵，若要真正解決、防堵，必須探究造成問題的因素，從根本解決。

日本近年的逆倫弒親事件，不但比台灣嚴重，而且台灣的案件有動機，日本卻是孩子只因想嘗試殺人的感覺，也就是說，不是因憤怒，只是為了想殺人而殺人。

日本學者專家指出，原因是日本家長過度溺愛子女，在養育過程中完全沒有灌輸應具備的道德價值觀，孩子被養成「去道德」的人類，不懂羞恥、挫折，也無法了解偏差與正常行為的分界線。

台灣有愈來愈多的孩子在溺愛下，即便犯錯父母也力挺，反而責備外在環境，甚至不教育孩子應有的社會規範，例如有不少小孩不懂買東西要付錢，因為在家開口要什麼有什麼，或伸手拿就可以，父母也沒有教育孩子買東西要付錢；聽來很誇張，而且好像微不足道，但卻是社會化過程中去道德化的開始，所以台灣目前情況雖沒日本嚴重，但未來卻極可能有「去道德」人類。

當孩子在過度溺愛、不知有道德規範的環境長大，會非常自我中心，以自己喜好作為判斷世界的標準，若碰到巨大挫折，不知如何處理痛苦時，往往會採取消滅挫折源的作法，也就是心理學中的挫折攻擊假說，在日常生活中很可能就是弒親，日前不堪長期被父親家暴的一對兒女，沒有向外界求救，決定自己消滅挫折源，很可能就是不知道如何處理父親長期傷害的挫折，只好自己動手處理。

社會對這兩個孩子不向外求助就動手，不能諒解，但我認為，這是從中產階級、知識精英的思考，對從小被父親家暴的孩子，如果沒有機會接觸其他的愛，很可能萌生對社會與成人的不信任，怎可能會求救？

而且，這類孩子很容易成為低智育成就的學生，被升學主義掛帥的學校、老師拋棄，很容易自暴自棄，或被黑幫吸收，當大人、社會不斷說青少年犯罪問題嚴重、黑幫侵入校園時，是否想過，社會建立了一套嚴苛的排除機制，摒棄不符合主流社會需求的孩子，在這種環境下怎能怪孩子誤入歧途、逆倫弒親？

這是全社會的問題，大家須全面解決青少年教養與家庭崩解，讓孩子被好好對待、有機會「學好」，不要因大人的不當使用而早早「損壞」。

羽盷（台北市／教育工作者）

從「大師文化」到「大老文化」

中國時報　2010.05.04

從「大師文化」到「大老文化」(1023字)

陳世樂 (1022字）

　近來學界發生了一些與錢有關的爭議事件：教授侵吞研究經費、五年五佰億計畫經費報支浮濫、大學爭取彈性薪資吸引人才。這些事件引起諸多討論，但大多在技術面上論述。筆者認為還有更深層的因素，值得深思。

　筆者以為，深層的因素是，國內學界這二、三十年來產生了典範轉移：從「大師文化」轉移至「大老文化」。大師致力於學術精神的開拓，提供後輩與學生追求的風範。大老則致力於學術資源的爭取，汲汲於各種量化指標的提昇。大師一言九鼎，憑藉的是獨到的見解與對學術原則的堅持。大老喊水結凍，靠的是掌握與分配資源的權力。

　二十幾年前，筆者剛上清大動機系時，國文課上討論著金耀基教授的「大學之理念」。當時的卓越大學，除了是知識的殿堂，更重要是書中所強調的人格養成所、知識份子搖籃。課堂外，系上師長談論著像孫如意、梅貽琦等人的故事。這些人並非都是名人，他們也許論文不多、經費拮据，但或在研究上、或在教學上、或在服務上，在校園內留下了「風範」，讓年輕師長與莘莘學子們心嚮往之。人格養成最重身教與潛移默化，需要值得學習的榜樣。就是這些校園大師，讓大學之所以卓越。

　十幾年後回到校園任教，筆者漸漸聽不到大師們的故事。取代的是大老們的成就，上百篇論文、幾百幾千萬的研究經費、龐大研究團隊。還有，就像戰功彪炳的將領需要用滿胸的勳章來彰顯，學術大老通常囊括了各式頭銜與榮譽獎項。學術氛圍告訴我們：這就是你們學習的榜樣！老師再告訴研究生（未來的老師）：成功就是要走這樣的路！

　這樣學術價值觀轉變，反映在大學運作上，有些問題陸續浮現。譬如重研究輕教學、品格教育的失落等。研究經費之不當運用，也是其一。由於研究經費多寡被視為教授績效之一，因此不論是否真的需要，經費之爭取愈多愈好，埋下了不當運用的種子。再加上資深教授會傳授訣竅，年輕教授就有樣學樣。

　量化評鑑之風行，也是典範轉移後的必然結果。大學之所以卓越，已不再繫於那些難以量化的精神象徵，而在於各項指標之突出。於是，高指標之人才成為各方爭取的目標。挖到一位大老，學校可以少奮鬥好幾年。因此，彈性薪資成為重要的方案。只是，一些人才（尤其是非本土之國際人才）的淘金心態卻少被討論。當金礦不在，九份金瓜石的滄涼景象將是我們必須面對的。

　筆者深信，國內大學校園中應該還是不乏大師，有些大老也值得敬佩。只不過，從政策面到執行面，從高層到基層，學術圈已不站在逝去的典範那邊。在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有些轉變是不得不然，也不全然是負面的。隨著時代的演進，大學有新的價值無可厚非。然而，大學的一些傳統核心價值與精神，仍不應被冷漠，否則後遺症恐將層出不窮。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宿昔。又是五四，何日大師文化可再現大學校園，讓風簷展讀的我們，有值得追尋的典範？

　（作者為中正大學機械系教授）

不乖就休掉 法令扮幫兇

新移民女性＝便宜看護＋生育機器？

不乖就休掉 法令扮幫兇

廖元豪／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北縣新店 ）

監察院最近針對大陸配偶的法律與社會處境，做成調查報告，指出相關法令違反憲法與人權公約，且社會歧視現象也尚未消弭。在此同時，立委陳亭妃卻又拿陸配開刀，指摘她們取得身分證之後動輒離婚，拋下老公與小孩，並批評不該修法賦予陸配權利。

筆者也常聽到有人用類似說法抱怨新移民女性，主張政府不該保障外配與陸配權益，更不該縮短他們取得身分證的年限—只有綁著她們的身分證，她們才會乖乖地聽話照顧老人、相夫教子。

在這種思維下，台灣男人到大陸、越南、泰國、柬埔寨娶個太太，就是要找一個照顧者、看護兼生育機器。這個太太應該順從、聽話，無怨無悔，原則上不該有自己的事業，不能跟老公談判「待遇」問題。自然，更不能因為追求夢想而離婚。而國家應該以法令來擔保這種期待。

平心而論，這種「女性形象」，充滿了男性沙文主義的「鄉愁」。在今日的台灣，有幾個人能用這種「標準」來要求台灣本土女性？台灣女人早已脫離溫馴的阿信角色，漸漸知道主張權利，追求夢想。而台灣的男性也已經知悉，自己必須調整宰制者心態，與另一半平等相處。要台灣太太無怨無悔當看護或生育機器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

但來自大陸與東南亞的女性婚姻移民，似乎替換了「傳統台灣女性」所擔任的角色。台灣男人去娶願意聽話的外配或陸配，而許多台灣女性似乎也樂得讓這些「外人」來做些自己不幹的工作，只因為他們的身分是「外」人，就不值得享有台灣人的男女平權？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法令制度更是幫兇。依現行法，在取得身分證前，陸配與外配的居留地位並不穩固。它實際上為傳統父權背書，擔保陸配與外配必須「乖乖」地順從台籍配偶，否則一紙休書就可能讓她們被攆回「母國」。事實上，願意橫跨重洋，追求新人生的移民，通常都具有勇敢自主的人格特性；但未取得戶籍前，往往必須更壓抑自己，做個「乖」女人。

也就是說，對新移民層層限制的法規，創造了台灣人的不當期待：用移民身分綁著女人，迫使他們擔任看護或生育機器，而綁約時間就是取得身分證的等待期。如果台灣人抱著這種心態去娶外配或陸配，又怎能怪人家在拿到身分證的那一刻，就視為「約滿到期」，從而期望解約離婚，追求自己的事業生活？

所以，我們的法令不但不該壓制歧視婚姻移民，反而更應該積極保障他們。唯有當新移民女性擁有與台灣女性相同地位時，台灣男人才不會出於「找個便宜看護」或「找個聽話的生育機器」之動機，去娶外籍或大陸女性。如此的跨國婚姻，也才可能建立在平等而健康的基礎上。

【2010-04-17/聯合報/A27版/民意論壇】

防堵、嚴懲不肖官員 那麼難嗎?

防堵、嚴懲不肖官員 那麼難嗎？

2010/4/26

作者：任謙（台北市／文字工作者）(770 字）

驚傳有海關人員長期包庇進口商，從日本偷渡禁止進口的松阪牛肉；記得不久前，有媒體踢爆海巡署的相關單位，成了走私者理應外合的對象，坊間傳言甚囂塵上，指稱收賄掩護是集體的行為，加上此次海關被爆料掩護進口商偷渡，顯見這類的裡應外合很可能不是個案。以松阪牛事件來說，該名海關掩護松阪牛，可合理懷疑，很可能也會掩護其他禁止進口的產品。

松阪牛偷渡進口，其實已不是秘密，走一趟高級西餐店或日本料理店，和師傅熟一點的客人，都有機會被詢問是否要試試看「松阪牛」，筆者也曾在美食知名部落格上，看到部落客分享在台灣食用禁止進口的松阪牛的文章。

連防疫安檢人員都成為偷渡者裡應外合的對象，民眾食的安全由誰把關？更使民代與民間團體為了一些本該禁止進口的產品，吵得沸沸揚揚，反成了荒謬劇。

更讓人憂心的是，海關安檢人員的薪水不差，雖然不能和走私者的行賄相比，但我相信，應該沒有那個國家的文官的薪水，能高到超過賄賂金額，高薪養廉的前提，應是文官對工作有責任感，能堅守倫理規範（如央行總裁彭淮南，專業能力備受肯定，卻甘心領十八萬元月薪），如果文官拋棄了道德操守，及工作的榮譽感，給再多薪水也沒用。

這是台灣文官系統目前最大問題，沒權力的低階公務員靠依法行政怠工，掌握權力的特殊單位的公務員，則兜售國家賦予的權力，上下交相賊，想的不是為人民服務，甚至是如何透過組織、地位賦予的權力，竊取國有資源。

我認為，監守自盜的官員才是真正賣台的人，而這些人若沒被揪出來，非但能躲在組織裡搭便車，出了事還能提早優退，難怪文官系統有恃無恐，而面對這樣的官僚，考試院竟然沒辦法建立讓劣質文官離職的考績制度，只因軍公教是一個明顯的「群體」，可挾選票力量以少數威脅多數，這真是荒謬，難怪有人會說，享受愈多特權的人，愈懂得替自己爭取權利。

我們不能期望所有公務員都有彭淮南總裁那種對自己工作的自豪，但建立一套稽核系統，防堵、嚴懲不肖官員，有那麼難嗎？只能任那些官員的搪塞之詞，來阻擋改革嗎？

任謙（台北市／文字工作者）

“民告官”何以沦为法律游戏？(excerpt)(630字)

　　普通人打官司难，已经是老话题，俗称“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更是难上加难。立而不审、审而不判、判而不执行的情况比比皆是。同时，“民告官”的胜诉率也低得可怜，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去年胜诉率达到35%，已经被媒体当作奇迹。

　　据记者了解，在某些西部地方法院，行政诉讼案件是逐年下降的，一些县级法院乃至中级法院，行政诉讼案件一年不超过10件。刑民案件持续上升，年年爆棚，而行政法庭却门可罗雀。对民告官案件，一度一些政府官员畏之如虎、避之不及，而如今则看穿了这不过是场法律游戏，当群众与政府部门发生纠纷，主事的官员会动员当事人：“走法律途径吧，到法院告我们吧！”，甚至出现了政府花钱为当事人请律师、代交诉讼费———“求求你，来告我！”的荒唐闹剧。这些官员能如此“开明”，说穿了是因为他们成竹在胸、胜券在握：让你来告我，是让一纸判决书令你彻底死心，从此别再来烦我们！可以说，在一些地方，行政诉讼已经扭曲了立法的本意。在一些地方，老百姓已经丧失了“民告官”的信心，从而走上了漫漫的上访之路，而由上访引发的各种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对行政诉讼案件，法院不敢、不愿判决政府败诉的原因不难分析，是因为法院受到的制约因素太多、干扰势力太大，法院的人、财、物都受制于地方政府，很难行使其“独立审判权”；其次，判政府败诉，法院也不敢承担所谓损害政府权威、加剧政府与群众对立的社会后果。

对此，一些专家早就开出了现有体制下的“药方”，就是异地管辖受理，或提级管辖。涉及人数众多或民众重大利益的行政诉讼案件，应该在媒体上发布公告，使审判、调解尽可能公开化；对延期审理的案件，应该向当事人或公众说明缘由。对故意“捂案”不审的，应该追究相关法院及法官的责任。

专业人士是无知还是无耻?

专业人士是无知还是无耻?

楼主lin00001 发表于 搜房网 - 北京业主论坛 - 百花家园(1301字句)

在南方的那个小城，又有一群房地产的所谓专业人士在坐而论道，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在那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一些利益上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坐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本是与我们这些平头百姓不相干的事，可要命的是他们是不甘寂寞的一群人，他们在那个远在天涯海角的地方所说的话很快就能进入我们的视野，想躲也躲不掉，于是就看看吧，也许这些所谓的专家、权威或许会有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高论？我是这样想的，所以就在搜房网浏览了一下，可结果很是令我失望，我不知道当前房地产的降温是否对他们的饭碗或是钱包膨胀程度有影响，总之我看出了他们的急切，他们急于掏我们这些平头百姓钱包的心情跃然网上，他们的日子想必目前是不大好过的，所以他们力图在告诉政府，你的调控已经够了，不要再出台政策了，再出台政策，房地产就要完了，整个国民经济就要完了（这是不是那位姓易的学者所说的“要挟”），更有贪心的，甚至还希望政府救市，一个增长还超过国民经济增速的市场，还需要“救市”？我真不知道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是无知还是无耻。

套用最近网上很火的那位教授的一句话说，我的时间是很“稀缺”的，所以我不想就这些专业人士的话做过多的评论，只是有几点还是忍不住要说两句。

1．房价的“大起大落”。

总有一些专业人士说房价不要大起大落，如果就房地产的长期发展来说，这一说法本身没有错误，但他们说话的时机很让人怀疑是无知还是无耻，在国家调控的时候说这话无非是想保持一个高房价，问题是你为什么不在房价要大起的时候说呢？现在房价已经“大起”了，你想不“大落”行吗？这就和飞机一样，有起飞就会有降落，如果只是凭借一时之快，不顾实际地想永远飞下去，不想主动去降落，最后的结果无非就是摔下去，机毁人亡，没有别的路，可能与飞机不同的是，房地产会有一些获得了利益的人会中途溜掉。

2．自住需求的问题。

一些人对自住需求的萎缩表示了很大的担心。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其实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在这里我先说一下有些人的一个观点，他们认为北京的自住性需求很大，所以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就不存在泡沫。就笔者看来，北京很多人是被房价的快速增长吓怕了，害怕以后再涨（这要归功于一些房地产商和部分政府官员的鼓吹），所以匆忙之中硬着头皮买房子，很多人超过了自己的真实购买能力，其实在这种自住需求中，也是存在一些泡沫的成分的，一旦利率出现较大幅度的提高，这种泡沫就会破裂。所以，当前自住需求的萎缩也是消费者在对房价预期有所改变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必然的理性选择，是向真实需求的一种靠近，当房价接近他们的预期时，他们的需求将作最适当也是最充分的释放。所以当前我们绝对没有必要对自住需求的萎缩担心，相反这将有利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3．房价下跌还是上涨有利的问题。

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这好象是房地产商的一个什么组织吧？）会长说，“将房价降下来，（政府）将面对被房价上涨所“劫持”的成千上万的人质”。你瞧人家说的多明白啊，可不就是“人质”吗，但是我想问的是，如果房价继续上涨，你们不是将劫持更多的人质吗？所以为了不让房地产商们“劫持”更多的人质，我们必须把房价降下来。

而且还有一点你们也许估计错了呢，你们劫持的人质也许不如你们想象的多，所以你们的筹码还不够重！你们不是说了吗，自住性需求的比重很大，而对于这部分人你们未必就劫持得了呢。

所以，某些专业人士以后在说话的时候应该更专业一些，现在的民众也许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呢！

「專業」之為用

「專業」之為用

【聯合報╱黑白集】(516字)

2010.05.11 02:33 am

又見醫生開假病歷詐財的新聞。這類事件特別令人氣憤，不但是「學歷高，品德低」的負面示範，更有濫用「專業」的問題。

所謂專業人士，向來享有特定的社會地位和形象。以前有「三師」，現在的「師」可多了，建築、醫藥、法律、金融……，各行各業都有其專業養成和證照制度，而且往往成為多金的保障。但連續幾件醫師Ａ健保、詐領保險金的案子曝光，讓很多人痛罵，醫師本身已經是高收入了，怎麼竟還穿著白袍牟財。

醫師之外，其他的專業裡也各有老鼠屎。陳水扁讓律師界整個行業蒙羞，最近他也是念法律的兒子陳致中頻頻現身，說是要捍衛父親的「正義」云云，儼然以家族貪腐為榮，父子二人從頭到尾知法犯法玩法鬥法，真教人無言以對。又例如近兩年的金融風暴，都說起源於金融業的翻雲覆雨，台灣也有很多受害者。有人說，台灣的「理專」，擅用讓人聽不懂的專業術語哄騙投資人，越是年老、學歷低的客戶被騙得越慘。諸如此類，豈非皆是假「專業」之名而行？

專業養成不易，而且其中常投入大量的公共資源。今天每一個當上醫師、律師的，其實都曾受惠於政府補貼的（也就是出自於全體納稅人的）高等教育經費。相形之下，陳樹菊一輩子第一次出國，走到哪裡都想要看菜市場，不忘評比菜價，在她個人小小的生涯領域裡表現著敬業精神；另如吳寶春麵包師傅，國中畢業，靠自己的熱忱摸索奠定了專業名聲，還為台灣在國際爭光。

可見，事無論大小，有術有德，才配叫「專業」啊！

百姓咋“信访不信法”？

百姓咋“信访不信法”？　

2010/4/1 19:45:00 | By: 逗号 (1093字)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指日前出，如今人们解决纠纷“信访不信法”，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任由各种纠纷肆意发展，最终没有进入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渠道，而是循着信访这条路上下反复处理，无疑将导致法治社会的倒退。

马怀德教授所说的情况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且很有道理，也应该是发展方向。但百姓之所以选择信访而不是法律解决问题，却有着现实的困扰和苦衷，是现实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是选择经济和便捷的结果。

一是体制上的因素。我们国家现行的干部选拔体制，基本上是上级决定的，而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反映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因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而引发的问题，只能找其上级，因为“官大一级压死人”，且往往是领导级别越高、批示越明确，解决问题就越快。所以，信访群众都愿意挤“独木桥”，希望得到领导的一纸批示，乘上解决自己的问题的“直通车”。对于确有实际问题的信访人，如果上级领导不批示解决，久拖不决可能激化矛盾，酿成不可测的后果；而如果因为批示而获得解决，则又容易衍变为解决问题的导向和模式。事实上这样的模式已经形成，这也正是马怀德教授所担忧的。

二是司法上的问题。本来通过法律解决问题，可以获得公正、公平的解决，是法治社会的公民解决问题的主要选择。但现实是打官司这条道路并不顺畅，原因主要在于：一则工作效率低下。因为打官司旷日持久，耗时太多，百姓根本没有耐心或者耽误不起。相比较而言还是信访更便捷，自然成为首选。二则存在司法腐败。司法腐败的存在，使司法的公信力受到严重损害，百姓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缺乏必要的信心。目前更严重的问题是，一些已经通过法院判决的案件，重新辗转回到了信访渠道，这种情况显得相当尴尬。

三是考核上的困扰。因为担心自己的纱帽不保，避免在上级领导面前因形象不佳而影响前程，基层官员一般都重视上级领导的批示。为“维护”自身形象，基层干部甚至不惜违反法律、违背原则解决问题，或违法违心满足信访人要求，就事论事解决问题，结果在社会上造成“闹夜的孩子多吃奶”的印象，以及“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环境。日前，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孟学农直言不讳地指出，地方干部采取措施减少上访违背法律。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向上级机关反映问题，是公民的权利。但不可讳言，基层干部出这样的“下策”，也是上级不合理的考核办法给逼出来的，因为把群众上访列入考核，迫使基层干部各显神通地“大截访”，甚至把上访对象送进精神病院。而摸准了基层官员“软肋”的信访人，则以上访为“要挟”，公开向基层官员“叫板”，结果是陷入两难的基层官员，通过不合理甚至违法的方式达到息访目的。因此，解决信访渠道不畅的问题，首先需要畅通信访渠道，要疏而不是堵，并区别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于无理上访的，应有制约措施；对有正当理由，属基层工作不力而导致的上访，则应对基层官员实施严格的问责，促使基层干部主动解决问题。

新闻链接http://news.sohu.com/20100328/n271147258.shtml

http://blog.gmw.cn/u/52866/archives/2010/131770.html

信访 信訪 xìn-fǎng ◊ {Mainland usage} letters and visits (to authorities by the public, usually airing complaints or making suggestions), correspondence and visitation (by the public)

不作为 不作為 bù zuò wéi ◊ {legal} omission (e.g., non-fulfillment of a legal duty)

直通 直通 zhítōng ◊ (of a train, plane, etc.) direct, nonstop

旷日持久 曠日持久 kuàngrì chíjiǔ ◊ long-drawn-out, time-consuming

纱帽 紗帽 shāmào ◊ black gauze cap (worn by officials) ◊ official post

截访 截访 jié fǎng ◊ intercept the journey of the complaining petitioner

软肋 软肋 ruǎn lèi ◊ weakness; vulnerable point,

叫板 叫板 jiàobǎn ◊ challenge ◊ pick a quarrel ◊ {theat} speak the last words of a spoken part rhythmically to lead into a following singing part

少说好话 多盯问题

少说好话 多盯问题(1019字)

“少说好话，多盯问题。”昨日的全市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示范建设工作会议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春城就进一步抓好基层基础工作提出要求时，着重谈到了要深入实施问题管理，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各级干部，杜绝“好人主义”和“好耍干部”的现象。这已经是今年春节后，李春城第三次在全市大会上强调这个问题。

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意味着全市干部要在已有基础上更加注重实干、敢干和善于创新。只有从问题着手，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各级干部，才能真正夯实基层基础，为实现新的发展构想提供坚强组织保障，确保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因此，对于“好人主义”、“好耍干部”，成都的容忍度是零。

李春城谈到，当前，有的领导干部调研指导工作时只说成绩不谈问题，到哪儿去都讲工作做得好，这样的风气不可助长。“如果领导干部都不敢谈问题，不敢讲批评意见，管理从何而来？工作如何推进？”

“指导工作不能够多栽花儿少栽刺，”李春城要求，要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着手加强管理，对于不胜任岗位的干部要坚决调整。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管出一支精明强干的队伍，确保各项工作见到实效。

2004年推进城乡一体化之初，成都就提出了“深入实际、务求实效、慎重决策、明确责权，提高效率、据实查处、加强监督、追究责任”的求真务实八项规定。在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新的发展阶段，深入贯彻落实八项规定尤为重要。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落实八项规定，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李春城要求，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

对此，李春城谈到了自己在近期几次随机到乡镇调研时的感受。他说，推进城乡一体化以来，成都有的乡镇、特别是优先发展重点镇，已经发展成为小城市，一些乡镇领导干部忙于镇区的大量琐事，很少深入村组调研、指导、了解情况，对农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重视不够、解决不力，以至于作为身处基层的干部，也出现了不了解基层实情的情况。对此，李春城明确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要更多地深入实际，灵活采取随机调研等方式，了解实情，解决问题，“知实情才能办实事”。

对干部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和关心爱护要并行不悖。在严肃批评干部队伍中一些不好风气的同时，李春城也关切地指出，统筹城乡发展以来，各级干部特别是乡、村两级干部的工作量大幅增加，工作中面临大量的矛盾和问题，常常是满负荷运转。要始终注意保护和调动好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帮助他们解决好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对其中优秀的典型还要大力褒奖、总结经验，在全市干部中宣传推广。

“成都的干部队伍经过了统筹城乡发展、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的实践检验，总体素质较好，特别是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让我们共同奋斗，争取让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示范建设今年就初见成效。”书记对此充满信心。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好人主义”也是“害人主义”

“好人主义”也是“害人主义”

2009年05月07日 09:08:09 　来源：解放军报(731字)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的重要手段，也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分析检查阶段的重要内容之一。能否防止和克服“好人主义”，是衡量一个单位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得好不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得实不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能力强不强的关键。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党、我军面临更加繁重的新任务和更加复杂的新情况，需要更好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使我党、我军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巩固和行动上的一致，不断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

敢于正视问题，勇于自我揭短，是对党员干部党性觉悟的基本要求。一些同志揭露工作中的矛盾怕影响团结，指出同志的缺点怕影响感情，自我揭短亮丑怕影响威信。于是，就来个“好人主义”，你好、我好、大家好，对上级“溜着”，对同级“捧着”，对下级“哄着”。“好人主义”实质是“利己主义”，就是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怕断后路。 “好人主义”也是“害人主义”。有些同志，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留得人情好办事”，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着走，发现同志有是非过错，宁愿说些奉承话，也不肯“拉拉袖子提个醒”，该批评的不批评，该劝阻的不劝阻，该制止的不制止，最后使得有错误的同志执迷不悟，错失改正错误的良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大错。

奉行“好人主义”，势必会对不良现象视而不见或装聋作哑，处处明哲保身，见风使舵，投机取巧。奉行“好人主义”，必然会缺乏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处处患得患失，见利忘义。奉行“好人主义”，必然会造成党的纪律松懈，规章制度废弛，法律权威丧失。

防止和克服了“好人主义”，就能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共产党人应有的正气、锐气和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防止和克服“好人主义”，对于一个单位同样重要，没有了“好人主义”，这个单位才能有活力、有朝气，才能科学发展。

为何"金融鸦片"在中国有市场？

为何"金融鸦片"在中国有市场？
　　对一些中国企业来说，国际金融危机的最直接冲击不是需求萎缩，而是投资美国衍生品市场造成的巨大亏损。

　　美国康奈尔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黄明称，这些被称为“金融鸦片”的复杂金融衍生品，绝大多数都是华尔街的国际投行设计出来的。然而，这些最终销售给中国企业的金融衍生品，目前在美国本土市场上却难觅踪影（5月24日CCTV《经济半小时》）。

　　这些被视为洪水猛兽和“金融鸦片”的华尔街金融衍生品在美国没有市场，却在中国大行其道、畅通无阻，发人深省。

　　其背景主要在于，改革开放后，一些新思想、新产品特别是金融产品使中国人感到好奇，出现了一些盲目崇拜的思想倾向。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些所谓的专家，在美欧获得了一知半解的知识，回国后大肆忽悠国内企业和百姓。

　　紧接着，西方一些投行的营销团队来到中国企业管理层中，以专门为其量身定做为诱饵，设计出连自己都没有完全搞明白的金融衍生品。在其忽悠下，中国企业稀里糊涂地投下巨资，却没预测到市场经济的残酷性，没意识到国际投行难改其贪婪本性。

　　监管的缺失是另一主要原因。一个时期以来，金融衍生品在中国受到热捧，把金融创新的一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学习和推介美国、欧洲的金融衍生品上。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品成了中国学习的榜样，成了中国金融企业改革的方向。监管部门不是监管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而是批评中国创新金融衍生品能力不足。

　　中国企业和监管部门应该痛定思痛，迅速制定出严格的监管制度，加强自律，不懂的东西永远要慎重。国际投行来华是赚钱的，不是来救济、扶贫和学雷锋的，更不是来提供免费培训的，永远不要指望他们发善心、发慈悲。（余丰慧）

中国人的美金情结

中国人的美金情结/jocelyn

原题：中国的黄金之心

在中国，许多人把美元称作“美金”，政府官员、商人和普通百姓都使用这个称谓。因此，如果有中国人告诉你，他欠你100美金，千万别指望这是一笔巨额财富，他只是打算还你100美元。

　　中国对美元作为金本位的印象十分深刻，即使在尼克松宣布解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机制后仍然如此。大约30年前，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一次重要会议上，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一些政府高官预言说，中国有一天可能会拥有100亿美元外汇储备。所有听众陷入沉寂，因为这个数字似乎很难实现。

　　1986年11月，我曾作为翻译参加邓小平与纽约证交所主席约翰•范尔霖的会见。在会见中，邓小平告诉范尔霖说：“你们现在非常富有，我们现在还在发展阶段。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这是中国快速经济增长的序曲。中国外汇储备现在已达2万亿美元，其中1.5万亿投资于美元资产。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聚焦于中国手中的美元。

　　许多人未曾记起，中国这些年以来曾出现过美元短缺或对美元短缺的恐慌。例如，上世纪80年代，政府要求大家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结果就是，美元成为身份的象征。尽管有强制兑换的要求，许多人仍保留美元或以通胀的汇率购买美元。

　　没人确切知道，美元是从何时开始缓慢地、不可逆转地失去光彩。现在，中国许多商店不再接受外国银行发行的美元信用卡。而且外国人用美元兑换人民币也有了限额。过去，人们持有美元没有什么直接目的。现在，似乎只有送孩子到海外读书、出国旅游或到国外做生意时才需要它。

　　北京最近要求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特别提款权，中国的呼吁更主要的是要对美国敲警钟。许多中国人越来越担心美国资产的缩水。我们仍把美元叫做“美金”。但美国不应想当然地认为，这种状况永远不会改变。▲(作者高志凯,伊文译)

中国房地产数据需小心解读

中国房地产数据需小心解读


中国楼市这几年的发展，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然而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楼市的未来发展解读，也越来越分歧，不过普遍认为，这个局不会垮，个中原因自然不用多说，尤其在中国，更是错综复杂。
之前拜读过《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国楼市不会崩盘》，个人认为作者说的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看了作者引用并借以进行分析的数据后，发觉作者似乎没有察觉到自己分析方法有个“数据陷阱”，即只用平均值进行分析，而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本身的财富分配不均问题，这可是非常大的失误。
例如，文中作者称：“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家庭杠杆率的惊人涨幅不同，中国家庭债务大概只相当于GDP的17%，而美国约为96%，欧元区为62%。”。乍看起来，中国家庭的负债率真的很低，但是必须考虑巨大的城乡差异，巨大的收入差异。在大城市中的年轻夫妻，他们的家庭负债，绝对不是一个用全国的平均值，只有17%这样的数据可以说明的。这些成为房奴的年轻人，他们的负债状况极其糟糕，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债务陷阱的万丈深渊之中。生活的乐趣全无，整天生活在恐怖和绝望之中。而这种家庭生活乐趣的损失，这种全社会的压抑的代价和成本，是用作者的数据所无法说明和表达的。
作者又引用了这样一个数据：“尽管中国住宅市场的价格上涨看起来非常迅猛（2009年涨幅逾20%），但我们不应孤立地看待这些整体数据。过去5年，城市家庭收入的复合年增长率达13.2%，而房价的复合年增长率为11.9%。在一些地区性市场确实存在过热现象。例如，同一时期，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的房价增幅比收入增幅高出逾5个百分点。”但是，城市家庭的年复合增长率仍然是平均值，完全不能反映出比例极其高的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聚集，而大部分普通家庭的年收入增长率远远低于13.2%的现实。所以，这样的不加甄别的使用数据，误人误己。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房地产市场的分析，不能仅仅从经济学的数据去考虑。谁都知道，房地产问题在中国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当中国的城市化还在进行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家庭的子女婚房等需求持续走强的今天，国家支持的经济适用房等低价房却被很多部门私分掉，甚至出现开宝马同时领好几套经济适用房的现象。结果低价房市场并不市场化（被特权集团瓜分），中低收入的人群无法购买到本应属于他们的低价房，却被人为挤到高价房区去血拼。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已经极其严重，又被高价房掠夺的身无分文还欠几十年的债，这样的社会现实是无论如何不可能通过所谓的“家庭负债只占17%”来解释的。美国家庭最终负债大到96%，那是市场导致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全是市场导致的，更多的是很多“非市场因素”导致的。所以单纯对比17%和96%，似乎没有多大意义。
最近跟一个朋友聊天，就谈到上海楼市的价格，这相较于亚洲其他城市，几乎有了后来居上的架势，上海的房产价格，几乎已经能与台北市并驾齐驱，而在这位创业小有成就的老板来说，他都认为，上海的房子，多数人买的时候，都只能做三代人使用的打算，因为这个负担远非一代人所能承担的。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就算是要用经济数据来分析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是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仅仅经济问题），也不能仅仅用平均值来大而化之。如果同时引入表示社会财富、社会收入、房价等的分布形态数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真正问题才会慢慢显露出来。换句话说，比平均的负债率更为重要的，更能反映出问题的，是财富、收入和结构这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而不仅仅只是数量的问题。只有引入能反映结构问题的数据，才能正确分析“有中国特色的房地产市场”的问题。 否则就会因为使用数据不当，而掉入数据陷阱之中而不得真见。
数据虽然是一个理性分析的有利佐证，但数据也可以是表面的，经常被运用来作为一种工具，因此，当我们接受到一些数据时，一定要有些自己的判断力，否则就如同读书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避免錯殺 應暫停執行死刑

觀念平台－國家犯錯 被告買單?
避免錯殺 應暫停執行死刑
2010-04-14
中國時報
【張娟芬】
　上個星期六，《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針對死刑存廢議題辦了一場座談會。與會學者分別從法律、哲學與政治思想等不同角度來分析死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改進死刑論」漸漸的浮現。「改進死刑論」認為死刑不失為對於正義的一種莊嚴的宣示，但是由於認識到現實上國家經常性地濫用權力，所以主張應節制地僅僅用於最重大的犯罪。
　廢除死刑論與改進死刑論，在終極目標與哲學價值上固有差異，但在現實關懷上則有不少重疊之處。中研院人社中心蕭高彥研究員認為，應當透過修憲的方式，將國際人權公約的精神明確納入，以確保死刑只能用於最嚴重的故意犯罪，並且其審判應當經過正當法律程序。這個建議蘊含的前提，顯然是認識到現在台灣的司法實務尚未實踐這樣的精神，死刑判決的正當程序尚有缺漏。
　中研院法律所許家馨助研究員亦明確對於司法品質投下不信任票，主張立法全面停止死刑的執行，待制度的缺失、個案的錯漏均一一改進之後再議。換言之，屈服於民粹壓力、倉卒執行現存的四十四名死囚，是廢除死刑論與改進死刑論都不能容忍的。
　一般民眾總以為，死刑是極刑，審判一定是無比慎重，怎麼可能會錯？改進死刑論，聽在他們耳裡，可能跟廢死是一樣的不可思議。
　其實現在定讞的這四十四個案子，並不像民眾所想的那樣完美。例如有一個判決裡，法官就明白承認，被告的罪行應判處無期徒刑，但是因為我國刑法所訂之無期徒刑仍有假釋可能，所以「改判」死刑。我們沒有「真正的」無期徒刑，這是國家刑罰政策的缺失，不是被告的錯，但是法官公然以此為由加重他的刑期。國家犯錯，但卻是被告埋單。
　還有一個判決是這樣：被告受雇前去槍殺被害人甲，連開三槍將甲殺害。欲離開時，甲的朋友乙想搶奪他的槍，被告又開兩槍將乙殺害。結果，預謀殺害甲的部分，判無期徒刑，臨時起意殺害乙的部分，卻判死刑。這樣的量刑標準難道不令人啞然失笑嗎？
　民眾都相信，法官會下死刑判決，一定是那人罪大惡極，不可能改過遷善。但有一則判決卻出現這樣的矛盾：法官一方面認為被告到案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接受宗教輔導，對獄中教誨反應良好」，但接下去卻又前言不對後語地，依舊判處死刑。死囚名單中更有智障者數名，有幾位定讞於二○○六年刑訴法三十一條的修正之前，未及享有偵訊中由律師全程陪同的保障。
　理論上要不要有死刑是一回事，各方可以繼續在辯難中發展豐富深化的討論；然而實務上，把死刑判決攤開來看，看到的往往是缺陷與破綻。當務之急是暫時擱置理論分歧，共同檢討現存死刑判決與制度的諸多缺失，否則錯殺之日即不遠矣！
　（作者為作家）

风电产业是否需降温

风电产业是否需降温
2009-11-16 11:37:50 文 博 来源：信息导刊（节录）
　　日前于北京召开的中国风电发展论坛上传出消息，我国2008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达到624万千瓦，位列全球第二;总装机容量达到1200万千瓦，成为全球第四大风电市场。预计到明年我国风电装机容量有望达到3000万千瓦，跃居世界第二位。
　　在全球能源短缺的背景下，风能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能源产业。目前，我国风力发电产业发展迅速，装机总容量已位居全球前列。但是，近期有关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是否产能过剩的争议颇多。如何看待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现状，究竟存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呢?
　　风能是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中国风能资源非常丰富，初步估算，可开发装机达10亿千瓦，风电有条件成为火电、水电之后的第三大电力能源。
　　1986年4月，山东荣成建成3台55千瓦机组风电场，开启中国风电发展历程。但受资金和技术制约，风电发展缓慢，2002年底全国装机仅46万千瓦。“近年来，在《可再生能源法》及配套政策的支持下，风电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采取特许权招标的方式，市场引导和政府支持相结合，大大促进了风电规模化的发展。”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说。
　　2003年，国家发改委首次实施特许权招标，风电价格明显下降，逐步具备大规模开发条件。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实施，明确支持风电等新能源发展，风电发展进入快车道。从2006年起，中国风电连续三年翻番增长。截至2008年底，已累计建成风电场238个，年发电量148亿千瓦时。
　　“风电的快速发展，不仅为调整能源结构、保护环境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对减排温室气体、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贡献。”史立山表示。
　　设备制造是风电建设最重要的环节，占到投资的70%。风电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设备制造的国产化。目前，中国已有10多家企业可批量生产1.5兆瓦和2兆瓦的风电机组，3兆瓦的风电机组也已投入运行，基本形成了风电设备制造产业，2008年国产风电设备市场份额已达75%。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从引进国外设备到逐步掌握设备设计制造技术，中国企业目前具备了一定的研发能力。但是，风电制造业也出现了一些盲目发展的倾向，一些企业既没有技术能力，也没有资金实力，以一种‘淘金’的心态盲目进入这一领域，出现了产能相对过剩的潜在问题。”史立山说。
　　初步统计，目前已经生产和准备进入风电整机生产的企业已达60余家。专家指出，风电制造是集空气动力、自动控制、机械制造、信息技术于一体的非常综合的行业，企业盲目进入的话，不仅会浪费大量资金，也不利于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从长远看，风电一定会更快发展，今后全球的风电市场很大。中国风电制造业已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放眼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就不会那么突出。”史立山认为，设备制造企业应跟踪全球最新技术，加强自主研发来适应风电快速发展的需要。
　　据了解，全国风电整机生产企业在2004年时只有6家，2007年发展到30多家，目前已超过70家——而这个数量比除中国以外的全球所有国家风电设备企业数量的总和还要多。
　　只是，相关供应商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其产品已经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事实上，上述70多家企业中，约8成是从上游企业采购来叶片、齿轮和发电机进行组装，产品规格参差不齐，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市场的混乱。
　　据了解，在整机制造设备方面，国内只有金风科技、东方汽轮机、华锐风电3家能提供兆瓦级设备;而零配件制造方面，只有风机叶片、风架能满足市场需求，关键设备之一的风机轴承相关技术严重欠缺，大部分零配件仍需从国外进口。
　　其实，在这70多家企业中，不排除相当一部分企业本身并不具备足够的制造能力，而是主要依赖巨资引进的国外技术，这必然造成企业生产成本过高、竞争力不强的窘况。企业涌入风电设备制造领域，在加剧不良竞争的同时，也引发了价格混战，会拖累行业利润水平。
　　风电是目前技术最为成熟、最具规模开发条件的新能源发电方式。在当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风电发展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的丹麦、德国、西班牙，风电已经成为电力主要组成部分。
　　“虽然风电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风电产业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幼稚的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史立山介绍说，目前风电占全国8亿千瓦电力装机的比重仍很低，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也不足0.5%。
　　目前，风电产业发展面临着自主研发能力不强、产业服务体系不健全、人才队伍短缺等多方面的问题。同时，由于风电资源与电力市场逆向分布，现有电网输送能力不足;此外，风力发电的间歇性、随机性的特点，也给电力运行调度提出了挑战。
　　“作为新兴产业，暴露出一些问题是正常的，关键是遇到问题要不断去解决。”史立山表示，国家能源局和有关部门正在完善风电发展的政策，加强对电网规划的引导，制订设备制造准入标准，建设检测认证体系和试验场，有针对性地解决并网、运行、管理等制约风电发展的问题，促进整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法官穿法袍上访是“信访不信法”之痛

法官穿法袍上访是“信访不信法”之痛

文/徐林林

　　湖北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冯缤，在发现难以用法律诉讼为妻子维权后，匆匆踏上了上访之路。他穿着法袍，到省高院门口拦车，溜进最高人民法院递状子……目的是要求依法立案、审理一起劳资纠纷。(4月18日《华西都市报》)

　　法官穿法袍上访，这在新中国信访史上恐怕绝无仅有。作为一位对法律烂熟于心，曾被同事认为很有前途的法官，冯缤走到今天这一步，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前年6月，孝感中院清退后勤工人，要他们和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冯缤的妻子———清洁工胡敏拒绝签字。理由是，她是唯一在中院工作了10年的后勤人员。按照新施行的《劳动合同法》，法院应当和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法院没有理会胡敏的要求，直接停掉了她的工作。为此，冯缤和自己的“东家”先后打了三场“官司”，均未达到维权预期。这就是说，《劳动合同法》不仅在他供职的法院不起半点作用，即使劳资双方对簿公堂，相关法条也被“合理稀释”，最终皈依公权部门的既定说法。

　　由此可见，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哪怕身处体制内，私权照样不是公权的对手；再好的法律，也未必都能实现立法时的良好初衷。

　　冯缤穿法袍上访，是“信访不信法”的典型表现。正是基层有法不依的乱象，把这位执拗的法官，活生生地“推”进了上访的队伍。事实上，好多一拖数年的上访案件，只要某个官员作个批示，就会立马引起下面的“高度重视”。冯缤认定“博出位，才立案”，无疑是基于这种无奈的现实考虑。

　　连法官都要穿上法袍，千里迢迢，远赴京城，寻找能给自己“做主”的权力人物，凸显依法治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地震到底可不可以预报？

地震到底可不可以预报？

[ 许远国1 ] 于2010-04-15 16:16:34

青海省玉树地地震，又造成了数百人亡命，数万人无家可归，有报道说目前灾民都呆在操场或者空旷地里，他们的粮食和饮用水只能维持两天，目前急需帐蓬跟粮食。现在是咋暖还寒的春天，青海那个地方要比中原冷，可想而知，灾民们的生活艰难。看到这样的报道，当然将心比心，如果发生在自己所在地，不也是如此么？这个春天，真是让人难以形容阳光明媚，西南地区大旱，东北四月降雪，西北玉树地震。人与天和一的事，说说可以，但怎么做呢，不好办。

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想起以前，那个时候，地震预报非常及时，经常在地震要到或者可能要发生地震时，就进行预报，然后百姓集中疏散到空旷的地方防震，没有地震，大家都回家。而后来的海城地震，处理的就很好。可是，现在，我也这么认为，维稳很重要的，不是次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得考虑一下，这么多人出来了，会不会出现不稳定？当然，一说地震，肯定人心惶惶了，如果大家出来了，有小偷有黑社会，有不怀好心的人做动作，那可怎么办呢？就不能这样做，而且是坚决不能这样做的。

我不大相信地震局是饭桶局，就是不会预报，不会预报，怎么会测出几点几分，在某地发生几级地震呢？怎么还说某月某日可能要发生几级余震呢？以前跟地震局人打过交道，谈过地震预报，人家说有前兆，预报的不准，但有科学性，如果真的根本不能预报，还要地震局做什么？毛泽东时代，土法上马预报，可是地震局宁愿背黑锅说他们不能预报，这就奇怪了，并说全世界都预报不准确，08年日本发生地震，人家准确预报到10分钟以内，我们却堕落得不能预报了，这真是件悲哀的事，以后，为了大局，我们就对地震可能发生在哪里，一无所知了，老是不能预报地震，这样的死法，死的太不舒坦，做鬼能风流？这尊严也就谈不上的。

如果地震可以预报，为啥汶川与玉树的地震都没能提前预报？如果地震不可以预报，为啥还养着地震局这一帮大小老少爷们？为啥不把养他们的钱用来加固校舍民宅？要觉得加固校舍民宅花费太高不值当，那就换种比养地震局更廉价的方式：养蛤蟆！

要杀就杀贪官”：这样的小学生作文该怎么评？

“要杀就杀贪官”：这样的小学生作文该怎么评？

文/赵化鲁(1022字）

福建南平的特大凶杀案已过去多日，但人们心头的伤痕，一时难以抚平。特别是对于那些承受能力有限的孩子，目睹或耳闻血案发生，内心该是何等的惊怖啊！如何才能抚慰娇嫩的花朵，是学校和社会面临的严峻课题。

羊城晚报披露，南平市下辖的建阳市求知园作文班于本月28日布置了一篇作文：选择给郑民生或受难者家长或受害小伙伴写一封信，也可以写感想。有孩子给郑民生写信：“看着那些无辜的小伙伴受到伤害，我就想把你碎尸万段，还想把你放进搅拌机里把你搅拌了。可是，我不能那样做，因为，如果我那样做了，我不就和你一样了吗？”还有小朋友写道：“……在那短短的55秒内，你杀了多少洁白善良的心，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

媒体只是进行如实报道，对孩子们的作文内容，并没有过多的评判。在孩子们的作文里，表露出对同伴苦痛的哀伤与祈祷、对凶手的愤怒与谴责，可以理解。但是读到上边引用的作文片断，作为教育界中人，我还是想了很多。

“我就想把你碎尸万段，还想把你放进搅拌机里把你搅拌了”，这样的语言，纯粹是孩子气的“过头话”，出现在小学生作文里，令人惊讶。而另外一句：“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这样的话，我怎么听，都觉得不是味。

人们在愤怒的时候，往往容易走极端。别说是未成年人，我们大人们不也经常如此吗？“碎尸万段”、“搅拌机搅拌”之类话，确乎是“出离愤怒”的表现，即使对于罪大恶极者，这样的举措，也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杀贪官”的言辞，暗暗契合了当今主流民意对贪官污吏的憎恶。可是，把惩戒贪官的任务，交给丧心病狂的犯罪嫌疑人，同样是不可理喻的。

教育孩子，需因势利导、防微杜渐，任何过激和偏差都会酿成不可挽回的大错。孩子痛恨无辜的杀戮、憎恶穷奢极欲的贪官，源于本性的善良，也受教于大人的耳濡目染。把本能的善意，弘扬为美德大善；把鲜明的爱憎，培养成驱邪惩恶，正是我们教育的责任。孩子们的作文，是小小心灵的写照。呵护一颗颗稚嫩的心灵，要像保护我们自己的眼睛一样，加倍小心。

“要杀就杀贪官”之类言辞，明显具有可商榷之处。贪官可恨，但惩治要依靠法制，法治社会，首先讲求的是程序的正义；动辄“杀杀”或“碎尸万段”，只能让社会弥漫暴力和血腥。和谐社会要求：人与自然环境要和谐、人与社会要和谐，人与人之间要和谐，还有就是人的内心要和谐。因愤怒而导致的非理性思维，显然有悖于和谐社会的初衷。

透过孩子们作文的片段，我们可以反思成人社会中的诸多弊端。表现在孩子们身上的不成熟思维，一定程度上在大人们身上都有体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浮躁和非理性，折射给了孩子；同样，孩子的问题又成为未来社会的隐患。所以，大力匡正我们的社会，还是让我们从教育引导孩子做起吧。

2010-3-31晨，更上层楼阁

失去自信，還有什麼生命力？

失去自信，還有什麼生命力？

http://www.cdnews.com.tw　2010-02-18 10:45:50(940)

旺報2月18日社評

台灣本是一個生命力旺盛的地方，雖然數百年來有「亞細亞孤兒」之稱，尤其最近60年，政治、經濟、社會歷經各式各樣挑戰，每一次挑戰都因旺盛的生命力而順利渡過。可是最近幾年，台灣似乎已經對前途喪失了信心，一個沒有自信心的社會，怎麼會有生命力，此刻，開始思考如何讓台灣生命力發揚光大，開創台灣第二春，是很有意義的。

中國崛起改變了地緣政治與經濟板塊，更推翻了台灣對大陸的優勢心態。加上統獨爭議、政黨對立，不僅失去共同奮鬥目標，敵對雙方相互蹧蹋，讓人民生活在一個充滿負面情緒的社會；自由化後，眾聲喧嘩，個人權益也受到保障。但社會溝通與整合的功能卻不足，造成領導失能、專業失效現象，不少人認為政府管治效能已不及大陸，公共建設與社會發展速度減緩。另一方面，台灣經濟成長遲滯、政治內耗、過去藉經濟實力打造的國際聲望已被大陸掩蓋，人民自我認同程度低，造成今天台灣集體自信的喪失。

然而，我們只看到台灣的缺點和問題，卻忽略了正向因素。現在，「軟實力」是國際政治討論焦點話題，這指的主要是文化、態度、知識與能力，軟實力優勢應該是台灣的機會。

首先是台灣社會與文化多元開放，是生命力旺盛豐沛的根源，值得珍惜。台灣年輕族群的創新和設計能力非常傑出，應該讓這些人有更好的舞台發揮，韓國做了許多的軟硬體建設幫助設計人才的發展，值得借鏡。大陸即將成為大成長的市場，文化和歷史淵源有利台灣設計人才進入大陸競爭，政治家應該學習韓國培養設計和創新人才的作為。

其次，60年來台灣基本上是一個穩定、和平，持續進步的社會，未曾有過動盪或折騰，經濟力掌握在民間企業而非政府手中，民間活力旺盛。最近十年經濟雖然成長遲緩，但仍然正向前行，只是速度不及大陸。現階段，製造業能帶來的進步能量有限，須靠服務成長推動進步。郭台銘曾抱怨，年輕人只想開咖啡店，社會怎麼會有希望？事實上，每個人都想開咖啡店，才是社會成長的開始，表示社會已經蓄積了足夠的能量開始思考如何創造服務與創新的價值。

第三，兩岸關係和緩後，台灣人有更多的機會到大陸發展。由於大陸還處在發展中期階段，需要大量基礎建設帶動成長，製造仍能獲得高利潤，硬體發展成熟後，服務及創新附加價值才會受到更大的重視。而台灣已經進入服務導向社會，製造業進入微利時代，大陸正好提供台灣製造業繼續創造獲利的環境，更可以提供服務業成長的機會。台灣蓄積的能量不但可以帶動台灣下一波的經濟成長，也有機會與大陸共創成長。兩岸關係的和解和經濟正常化，是未來台灣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力。

國民黨會失去政權嗎？

社評－國民黨會失去政權嗎？

2010-03-03 旺報 【本報訊】(962)

馬英九總統主政以來，執政黨共面對7次大小選戰，創下五敗兩勝的難堪紀錄，政權受到空前挑戰，引起兩岸與國際關切，擔心國民黨是否就此一蹶不振，一旦台獨的民進黨重新上台，衝擊兩岸關係發展與國際局勢的穩定。

外界之所以會對國民黨能否在2012年延續執政權產生懷疑，主要是因為最近幾次選舉，執政當局其實並沒有犯什麼天大的錯誤，民進黨也沒有做多大的改變，但國民黨卻在傳統上民進黨絕不可能勝出的鐵票區不斷敗北，似乎連藍軍的選民都棄馬英九政權而去。

不少政治評論者鐵口直斷「馬政權已進入安寧病房」，除非有奇蹟出現，否則國民黨在未來的「五都」、立委、總統大選都不樂觀，2012只會順勢把政權重新交回到民進黨手上。

其實影響台灣選舉的因素非常複雜，不同層次的選舉，勝負決定因素完全不同。譬如，鄉鎮級選舉，地方派系與黑金勢力幾乎可以完全掌控投票結果，全國性選舉，則靠候選人的形象與訴求取勝。

過去，國民黨結合地方派系與黑金勢力，因而愈是基層選舉，贏面愈大。馬英九時代，國民黨拒絕妥協，輸掉地方層次的選舉，其實反而是累積全國性選舉的勝選能量。

另一個讓許多人不安的因素，是國民黨2008年重新執政，面對的是一個全然不同的島內情勢，本土意識日益強化，部分民眾對於所謂主體性問題顯得焦躁不安，特別是綠營群眾。

在這個大背景下，卻又碰到金融海嘯，大陸經濟成了全球成長的主要動能，讓台灣經濟別無選擇，與日、韓等東亞國家相同，必須更進一步靠近大陸。這對擔心喪失主體性的民眾而言，無疑是火上加油。

然而，誠如曾努力讓民進黨往中間路線靠攏的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所觀察，台灣選票藍綠比一直都很穩定，始終維持在五比四左右，一成為中間選民。

從幾次總統大選來看，藍綠的選票比大概也是呈現這樣的態勢。2004年是二顆神奇子彈，加上扁政府投注大量行政資源，才讓陳水扁連任成功，否則只要藍軍不分裂，民進黨是無法贏得政權的。

造成這樣的原因主要還是民眾擔心民進黨搞台獨會破壞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特別是當前的兩岸關係不是李登輝與陳水扁時期所能相比擬的，受到大陸崛起的態勢強力牽引著，只要民進黨的台獨路線不改，若民進黨重新執政，對兩岸關係衝擊之大，難以想像，對台灣經濟發展影響與人民福祉剝奪之大，更是難以估計。

向來務實的台灣人，對於這樣的現實，加上有民進黨執政8年讓兩岸關係瀕臨戰爭邊緣的經驗，難道會看不懂，不理解嗎？

兩岸關心中國大陸與台灣共同利益的有識之士，應努力讓兩岸經濟合作盡速產生實效，並讓多數人獲益，尤其中南部、中小企業與中低收入者要能分配到好處，繁榮可以解決政治分歧。

誰是啃老族？

《觀念平台》誰是啃老族？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2010/03/02

【古允文】 (954)

不同世代之間總是存在著難以跨越的鴻溝，諸多我們這些正值盛年世代的觀點，常常不自覺地隱含強烈指責年輕世代的價值判斷，縱然有些是來自「恨鐵不成鋼」的心理，但更多則是自以為是的刻板印象，「啃老族」此一標籤年輕世代的用語就是一個例子！

最近根據勞委會分析主計處資料，發現我國主要長期失業者並非大家想當然爾的「中高齡勞工」，僅占二成七；而是二十至三十四歲的年輕人占最大宗，占總失業人口的四九．五％；學歷在大專院校以上者更占四成多數。勞委會對於此一現象表示，現在年輕人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假若無經濟壓力，對工作條件的要求較高，並不願屈就。其次則為年輕人習慣依賴家庭、被過度保護有關，亦即所謂的「啃老族」，這些人長期依賴父母提供經濟資助，在無經濟壓力的環境下，自然不願主動進入就業市場…。

於是，錯的是年輕人，但真得是如此嗎？其實，青年失業與非典型就業的升高已經不是新聞，筆者的研究團隊在九十三至九十五年獲國科會補助進行三年的相關研究，即已指出這個趨勢，但當時的勞政部門多還專注在「中高齡勞工」，對此的關注較少。為了進一步瞭解年輕世代面臨的真實處境，我們特地架設一個網站進行網路調查，除了於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的「就業ｅ網」上建立連結，並請勞委會各就業服務站、各校畢業生服務組鼓勵符合研究對象的受訪者主動連結相關網站，進入問卷選單填答問卷，共計有二四九三人完成問卷。

我們以失業風險一（是否曾失業、失業期間在一年以下、失業期間在一年以上）與失業風險二（是否曾失業、失業期間與可就業期間比的長短）來看年輕世代的就業處境，結果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綜合失業風險一及失業風險二，家庭階層屬於下階層者的失業風險較高的；需負擔家計的青年，其失業風險亦高於無需負擔家計者。

這個發現顛覆了我們對「啃老族」的刻板看法！簡單來說，家境好、有足夠資源供應青年在家「啃老」的，所面臨的失業風險較低，也就較不會成為「啃老族」；相反地，家境不好、需要想辦法負擔家計的青年，面臨的失業風險較高，還可能被汙名為「啃老族」，但這其實不是他們所願意的，而是當前社會諸多不平等的發展所致。隨著台灣貧富差距的擴大，好的家庭背景、好的教育、好的職業、好的收入已經成為一道上升的人生扶梯，他們有資格啃老但卻不會啃老；而在另一端，卻陷入貧窮的循環，他們沒資格啃老卻被迫要啃老（其實，說不定父母自顧不暇，也根本沒有老給他們啃）。

這樣的兩極化社會結構，才是我們真正應該關心的，至於「啃老族」就當成是世代間的一個誤會吧。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我要的不是房地產，是住宅

我要的不是房地產，是住宅

【聯合報╱劉可強、張維修／台大建城所教授、博士候選人（台北市）】

2010.03.03 03:07 am (815)

令人難以忍受的高房價問題已經成為十大民怨之首，何以致此？房價問題的複雜度不是簡單的供給和需求曲線在哪個點交叉，而且涉及到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政治與民生基本議題。

過去十年以來，全台灣的城市精華地區的國有土地釋出合計超過三千公頃，這些土地的可建築面積超過五千萬坪；加上五波以上的千億政策優惠房貸和土地增值稅減免、容積獎勵政策放寬等，打造出既真實又夢幻的房地產市場榮景。

一方面，國有土地一坪六百萬的真實交易價格，讓多少人腦袋發熱地幻想著房地產價格只有一種永遠向上的趨勢；另一方面，卻是一個人口增加負成長，出生率創新低的台灣社會，感受不到生活品質的等量提升，反而是大量非高收入的普通市民，面臨薪資縮水房價物價飛漲，導致他們不斷向郊區遷移，甚至最後被擠出城市。

因此，要解決高房價問題，除了停止國有土地標售、檢討都市更新容積獎勵政策、控管銀行放貸利率風險、合理分配城鄉產業空間規劃、實價課徵交易所得稅之外，更應該改變把住宅視為房地產角度的單一思維，重新建立住宅政策的核心價值。

住宅是人們得以安居樂業之所在，是孕育生活、生命、生產、文化的空間，不只是一個經濟的概念，更是社會的產物。一旦住宅變成投機與投資的商品就是房地產，住居權作為人的基本生存、生活的權利，就成為市場機制中弱肉強食的犧牲品。

若將住居權視為一種基本人權的價值，那麼重新審視林口平價住宅政策會發現，政府只是把住宅問題鎖定在特定城市青年中產階級的購屋壓力，因此，選擇在郊區集中興建價格低廉的商品，讓住宅與生產和生活領域脫節，甚至淪為特定企業的大型員工宿舍區，把住宅問題窄化成為低收入與弱勢族群的社會救助議題，間接助長社會階層的空間隔離分化效果。

當前吳揆重新檢討國有土地標售政策，踏入解決高房價民怨的第一步，令人期待，但我們希望這不是暫時的民意避風港。上至中央層級的土地交易成本、銀行利率、平價國宅的構想、下至地方政府的都市更新政策和容積獎勵都必須有通盤而徹底改革。把安居樂業的權利視為人民的基本人權，這是作為負責任政府的基本要點。

【2010/03/03 聯合報】@ http://udn.com/

望子成龍 華裔家庭的內戰

望子成龍 華裔家庭的內戰

大紀元 > 台灣報紙新聞 > 紀元論壇2010/03/03

☉王華(983)

在海外，當第一代移民父母含辛茹苦的把孩子養到13、14歲時，一天，在父母責備孩子學習不努力的嘮叨中，孩子突然爆發了：「我恨你們！你們就知道讀書、讀書，根本不管我是怎麼想的！」說著哭喊著衝進自己的房間，把門還反鎖上了。

走過這個年齡段的家長可能都有類似經歷，10多年的辛苦哺育，換來的竟是一個仇人。這樣殘酷的家庭內戰不僅令40多歲為孩子付出整個青春的母親驚愕不已， 也令疲憊焦慮的父親更加迷茫憂鬱：難道我們在海外委曲求全、忍氣吞聲的生活，換來的就是這個結局嗎？！

當然，如此強烈的青春期叛逆發作並不是常態，事後孩子會認錯，會說那是氣話，但慢慢的家長會發現，孩子離自己越來越遠了，有時根本猜不透他在想什麼，也不 知道他在外面幹了什麼。在我的亞裔朋友中，這類親子裂痕幾乎家家都有。

記得我小時候很叛逆，7歲時就想離家出走。上大學後不久，就給我那位教授父親寫了封信，主題就是請他讀讀《傅雷家書》，學學如何做個好父親。直到後來我才理解父母的苦楚。

那個動輒就是你死我活的革命時代，每個中國人都活得很窩囊，生怕自己被劃入那5%被打擊的「一小撮」裡，即使當父母了，也不懂得什麼叫自我實現，什麼是人文關懷。人們被迫每天想的是如何能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血戰中，殺出一條生路，考試成績的高低直接決定著未來的生計。

在西方長大的中國孩子，一般華人父母都給孩子創造了盡可能最好的學習條件，希望孩子憑藉東方人的智慧和勤勞，不負眾望的考上名牌大學。然而孩子的感受卻有 所不同。

不少華裔家庭的生活條件沒有一般西方人家庭好，特別是對孩子的娛樂消費上控制得比較嚴，於是不少華裔孩子覺得自己沒有同伴的電器、玩具多，就跟大陸農民工 的孩子自卑一樣，再加上父母每天的敦促嘮叨，讓孩子感到很壓抑，無形中拉開了父母與子女的心靈距離。父母能成為孩子的貼心人的現象，在海外比較少見，儘管 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異樣。

中國人望子成龍的心態與西方人放縱的自我發展觀念，傳統道德中的勤奮努力與現代生活中的安逸享樂，文化衝突加上道德較量，令華人家庭的內戰更加複雜。就跟龍應台困惑於兒子的提問一樣：幹嘛我非得要成為優秀人才？做個普遍人不行嗎？的確，華裔父母很難接受孩子不努力的現狀，而孩子又想向別人那樣輕鬆生活，這個矛盾如何解決呢？

當「我恨你」這句話出口時，說明家長以往所有語重心長的教育、鼓勵、鞭策、勸告、批評和指責，統統無效，要讓內戰停止，首先必須消除孩子對父母的負面感受，而關愛是化解一切怨恨的金鑰匙。放棄原來那一套做父母的方式吧，從心開始，用愛心來溫暖那少年孤寂的心。只有這樣，接下來的溝通才能有個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