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2日 星期四

百姓咋“信访不信法”?

百姓咋“信访不信法”? 
2010/4/1 19:45:00 | By: 逗号 (1093字)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指日前出,如今人们解决纠纷“信访不信法”,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任由各种纠纷肆意发展,最终没有进入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渠道,而是循着信访这条路上下反复处理,无疑将导致法治社会的倒退。
马怀德教授所说的情况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且很有道理,也应该是发展方向。但百姓之所以选择信访而不是法律解决问题,却有着现实的困扰和苦衷,是现实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是选择经济和便捷的结果。
一是体制上的因素。我们国家现行的干部选拔体制,基本上是上级决定的,而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反映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因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而引发的问题,只能找其上级,因为“官大一级压死人”,且往往是领导级别越高、批示越明确,解决问题就越快。所以,信访群众都愿意挤“独木桥”,希望得到领导的一纸批示,乘上解决自己的问题的“直通车”。对于确有实际问题的信访人,如果上级领导不批示解决,久拖不决可能激化矛盾,酿成不可测的后果;而如果因为批示而获得解决,则又容易衍变为解决问题的导向和模式。事实上这样的模式已经形成,这也正是马怀德教授所担忧的。
二是司法上的问题。本来通过法律解决问题,可以获得公正、公平的解决,是法治社会的公民解决问题的主要选择。但现实是打官司这条道路并不顺畅,原因主要在于:一则工作效率低下。因为打官司旷日持久,耗时太多,百姓根本没有耐心或者耽误不起。相比较而言还是信访更便捷,自然成为首选。二则存在司法腐败。司法腐败的存在,使司法的公信力受到严重损害,百姓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缺乏必要的信心。目前更严重的问题是,一些已经通过法院判决的案件,重新辗转回到了信访渠道,这种情况显得相当尴尬。
三是考核上的困扰。因为担心自己的纱帽不保,避免在上级领导面前因形象不佳而影响前程,基层官员一般都重视上级领导的批示。为“维护”自身形象,基层干部甚至不惜违反法律、违背原则解决问题,或违法违心满足信访人要求,就事论事解决问题,结果在社会上造成“闹夜的孩子多吃奶”的印象,以及“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环境。日前,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孟学农直言不讳地指出,地方干部采取措施减少上访违背法律。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向上级机关反映问题,是公民的权利。但不可讳言,基层干部出这样的“下策”,也是上级不合理的考核办法给逼出来的,因为把群众上访列入考核,迫使基层干部各显神通地“大截访”,甚至把上访对象送进精神病院。而摸准了基层官员“软肋”的信访人,则以上访为“要挟”,公开向基层官员“叫板”,结果是陷入两难的基层官员,通过不合理甚至违法的方式达到息访目的。因此,解决信访渠道不畅的问题,首先需要畅通信访渠道,要疏而不是堵,并区别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于无理上访的,应有制约措施;对有正当理由,属基层工作不力而导致的上访,则应对基层官员实施严格的问责,促使基层干部主动解决问题。

新闻链接http://news.sohu.com/20100328/n271147258.shtml
http://blog.gmw.cn/u/52866/archives/2010/131770.html


信访 信訪 xìn-fǎng ◊ {Mainland usage} letters and visits (to authorities by the public, usually airing complaints or making suggestions), correspondence and visitation (by the public)
不作为 不作為 bù zuò wéi ◊ {legal} omission (e.g., non-fulfillment of a legal duty)
直通 直通 zhítōng ◊ (of a train, plane, etc.) direct, nonstop
旷日持久 曠日持久 kuàngrì chíjiǔ ◊ long-drawn-out, time-consuming
纱帽 紗帽 shāmào ◊ black gauze cap (worn by officials) ◊ official post
截访 截访 jié fǎng ◊ intercept the journey of the complaining petitioner
软肋 软肋 ruǎn lèi ◊ weakness; vulnerable point,
叫板 叫板 jiàobǎn ◊ challenge ◊ pick a quarrel ◊ {theat} speak the last words of a spoken part rhythmically to lead into a following singing part

少说好话 多盯问题

少说好话 多盯问题(1019字)

“少说好话,多盯问题。”昨日的全市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示范建设工作会议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春城就进一步抓好基层基础工作提出要求时,着重谈到了要深入实施问题管理,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各级干部,杜绝“好人主义”和“好耍干部”的现象。这已经是今年春节后,李春城第三次在全市大会上强调这个问题。
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意味着全市干部要在已有基础上更加注重实干、敢干和善于创新。只有从问题着手,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各级干部,才能真正夯实基层基础,为实现新的发展构想提供坚强组织保障,确保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因此,对于“好人主义”、“好耍干部”,成都的容忍度是零。
李春城谈到,当前,有的领导干部调研指导工作时只说成绩不谈问题,到哪儿去都讲工作做得好,这样的风气不可助长。“如果领导干部都不敢谈问题,不敢讲批评意见,管理从何而来?工作如何推进?”
“指导工作不能够多栽花儿少栽刺,”李春城要求,要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着手加强管理,对于不胜任岗位的干部要坚决调整。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管出一支精明强干的队伍,确保各项工作见到实效。
2004年推进城乡一体化之初,成都就提出了“深入实际、务求实效、慎重决策、明确责权,提高效率、据实查处、加强监督、追究责任”的求真务实八项规定。在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新的发展阶段,深入贯彻落实八项规定尤为重要。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落实八项规定,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李春城要求,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
对此,李春城谈到了自己在近期几次随机到乡镇调研时的感受。他说,推进城乡一体化以来,成都有的乡镇、特别是优先发展重点镇,已经发展成为小城市,一些乡镇领导干部忙于镇区的大量琐事,很少深入村组调研、指导、了解情况,对农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重视不够、解决不力,以至于作为身处基层的干部,也出现了不了解基层实情的情况。对此,李春城明确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要更多地深入实际,灵活采取随机调研等方式,了解实情,解决问题,“知实情才能办实事”。
对干部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和关心爱护要并行不悖。在严肃批评干部队伍中一些不好风气的同时,李春城也关切地指出,统筹城乡发展以来,各级干部特别是乡、村两级干部的工作量大幅增加,工作中面临大量的矛盾和问题,常常是满负荷运转。要始终注意保护和调动好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帮助他们解决好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对其中优秀的典型还要大力褒奖、总结经验,在全市干部中宣传推广。
“成都的干部队伍经过了统筹城乡发展、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的实践检验,总体素质较好,特别是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让我们共同奋斗,争取让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示范建设今年就初见成效。”书记对此充满信心。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好人主义”也是“害人主义”

“好人主义”也是“害人主义”

2009年05月07日 09:08:09  来源:解放军报(731字)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的重要手段,也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分析检查阶段的重要内容之一。能否防止和克服“好人主义”,是衡量一个单位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得好不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得实不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能力强不强的关键。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党、我军面临更加繁重的新任务和更加复杂的新情况,需要更好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使我党、我军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巩固和行动上的一致,不断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

敢于正视问题,勇于自我揭短,是对党员干部党性觉悟的基本要求。一些同志揭露工作中的矛盾怕影响团结,指出同志的缺点怕影响感情,自我揭短亮丑怕影响威信。于是,就来个“好人主义”,你好、我好、大家好,对上级“溜着”,对同级“捧着”,对下级“哄着”。“好人主义”实质是“利己主义”,就是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怕断后路。 “好人主义”也是“害人主义”。有些同志,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留得人情好办事”,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着走,发现同志有是非过错,宁愿说些奉承话,也不肯“拉拉袖子提个醒”,该批评的不批评,该劝阻的不劝阻,该制止的不制止,最后使得有错误的同志执迷不悟,错失改正错误的良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大错。

奉行“好人主义”,势必会对不良现象视而不见或装聋作哑,处处明哲保身,见风使舵,投机取巧。奉行“好人主义”,必然会缺乏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处处患得患失,见利忘义。奉行“好人主义”,必然会造成党的纪律松懈,规章制度废弛,法律权威丧失。

防止和克服了“好人主义”,就能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共产党人应有的正气、锐气和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防止和克服“好人主义”,对于一个单位同样重要,没有了“好人主义”,这个单位才能有活力、有朝气,才能科学发展。

为何"金融鸦片"在中国有市场?

为何"金融鸦片"在中国有市场?
  对一些中国企业来说,国际金融危机的最直接冲击不是需求萎缩,而是投资美国衍生品市场造成的巨大亏损。

  美国康奈尔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黄明称,这些被称为“金融鸦片”的复杂金融衍生品,绝大多数都是华尔街的国际投行设计出来的。然而,这些最终销售给中国企业的金融衍生品,目前在美国本土市场上却难觅踪影(5月24日CCTV《经济半小时》)。

  这些被视为洪水猛兽和“金融鸦片”的华尔街金融衍生品在美国没有市场,却在中国大行其道、畅通无阻,发人深省。

  其背景主要在于,改革开放后,一些新思想、新产品特别是金融产品使中国人感到好奇,出现了一些盲目崇拜的思想倾向。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些所谓的专家,在美欧获得了一知半解的知识,回国后大肆忽悠国内企业和百姓。

  紧接着,西方一些投行的营销团队来到中国企业管理层中,以专门为其量身定做为诱饵,设计出连自己都没有完全搞明白的金融衍生品。在其忽悠下,中国企业稀里糊涂地投下巨资,却没预测到市场经济的残酷性,没意识到国际投行难改其贪婪本性。

  监管的缺失是另一主要原因。一个时期以来,金融衍生品在中国受到热捧,把金融创新的一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学习和推介美国、欧洲的金融衍生品上。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品成了中国学习的榜样,成了中国金融企业改革的方向。监管部门不是监管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而是批评中国创新金融衍生品能力不足。

  中国企业和监管部门应该痛定思痛,迅速制定出严格的监管制度,加强自律,不懂的东西永远要慎重。国际投行来华是赚钱的,不是来救济、扶贫和学雷锋的,更不是来提供免费培训的,永远不要指望他们发善心、发慈悲。(余丰慧)

中国人的美金情结

中国人的美金情结/jocelyn
原题:中国的黄金之心

在中国,许多人把美元称作“美金”,政府官员、商人和普通百姓都使用这个称谓。因此,如果有中国人告诉你,他欠你100美金,千万别指望这是一笔巨额财富,他只是打算还你100美元。

  中国对美元作为金本位的印象十分深刻,即使在尼克松宣布解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机制后仍然如此。大约30年前,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一次重要会议上,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一些政府高官预言说,中国有一天可能会拥有100亿美元外汇储备。所有听众陷入沉寂,因为这个数字似乎很难实现。

  1986年11月,我曾作为翻译参加邓小平与纽约证交所主席约翰•范尔霖的会见。在会见中,邓小平告诉范尔霖说:“你们现在非常富有,我们现在还在发展阶段。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这是中国快速经济增长的序曲。中国外汇储备现在已达2万亿美元,其中1.5万亿投资于美元资产。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聚焦于中国手中的美元。

  许多人未曾记起,中国这些年以来曾出现过美元短缺或对美元短缺的恐慌。例如,上世纪80年代,政府要求大家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结果就是,美元成为身份的象征。尽管有强制兑换的要求,许多人仍保留美元或以通胀的汇率购买美元。

  没人确切知道,美元是从何时开始缓慢地、不可逆转地失去光彩。现在,中国许多商店不再接受外国银行发行的美元信用卡。而且外国人用美元兑换人民币也有了限额。过去,人们持有美元没有什么直接目的。现在,似乎只有送孩子到海外读书、出国旅游或到国外做生意时才需要它。

  北京最近要求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特别提款权,中国的呼吁更主要的是要对美国敲警钟。许多中国人越来越担心美国资产的缩水。我们仍把美元叫做“美金”。但美国不应想当然地认为,这种状况永远不会改变。▲(作者高志凯,伊文译)

中国房地产数据需小心解读

中国房地产数据需小心解读


中国楼市这几年的发展,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然而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楼市的未来发展解读,也越来越分歧,不过普遍认为,这个局不会垮,个中原因自然不用多说,尤其在中国,更是错综复杂。
之前拜读过《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
《中国楼市不会崩盘》,个人认为作者说的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看了作者引用并借以进行分析的数据后,发觉作者似乎没有察觉到自己分析方法有个“数据陷阱”,即只用平均值进行分析,而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本身的财富分配不均问题,这可是非常大的失误。
例如,文中作者称:“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家庭杠杆率的惊人涨幅不同,中国家庭债务大概只相当于GDP的17%,而美国约为96%,欧元区为62%。”。乍看起来,中国家庭的负债率真的很低,但是必须考虑巨大的城乡差异,巨大的收入差异。在大城市中的年轻夫妻,他们的家庭负债,绝对不是一个用全国的平均值,只有17%这样的数据可以说明的。这些成为房奴的年轻人,他们的负债状况极其糟糕,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债务陷阱的万丈深渊之中。生活的乐趣全无,整天生活在恐怖和绝望之中。而这种家庭生活乐趣的损失,这种全社会的压抑的代价和成本,是用作者的数据所无法说明和表达的。
作者又引用了这样一个数据:“尽管中国住宅市场的价格上涨看起来非常迅猛(2009年涨幅逾20%),但我们不应孤立地看待这些整体数据。过去5年,城市家庭收入的复合年增长率达13.2%,而房价的复合年增长率为11.9%。在一些地区性市场确实存在过热现象。例如,同一时期,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的房价增幅比收入增幅高出逾5个百分点。”但是,城市家庭的年复合增长率仍然是平均值,完全不能反映出比例极其高的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聚集,而大部分普通家庭的年收入增长率远远低于13.2%的现实。所以,这样的不加甄别的使用数据,误人误己。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房地产市场的分析,不能仅仅从经济学的数据去考虑。谁都知道,房地产问题在中国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当中国的城市化还在进行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家庭的子女婚房等需求持续走强的今天,国家支持的经济适用房等低价房却被很多部门私分掉,甚至出现开宝马同时领好几套经济适用房的现象。结果低价房市场并不市场化(被特权集团瓜分),中低收入的人群无法购买到本应属于他们的低价房,却被人为挤到高价房区去血拼。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已经极其严重,又被高价房掠夺的身无分文还欠几十年的债,这样的社会现实是无论如何不可能通过所谓的“家庭负债只占17%”来解释的。美国家庭最终负债大到96%,那是市场导致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全是市场导致的,更多的是很多“非市场因素”导致的。所以单纯对比17%和96%,似乎没有多大意义。
最近跟一个朋友聊天,就谈到上海楼市的价格,这相较于亚洲其他城市,几乎有了后来居上的架势,上海的房产价格,几乎已经能与台北市并驾齐驱,而在这位创业小有成就的老板来说,他都认为,上海的房子,多数人买的时候,都只能做三代人使用的打算,因为这个负担远非一代人所能承担的。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就算是要用经济数据来分析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是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仅仅经济问题),也不能仅仅用平均值来大而化之。如果同时引入表示社会财富、社会收入、房价等的分布形态数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真正问题才会慢慢显露出来。换句话说,比平均的负债率更为重要的,更能反映出问题的,是财富、收入和结构这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而不仅仅只是数量的问题。只有引入能反映结构问题的数据,才能正确分析“有中国特色的房地产市场”的问题。 否则就会因为使用数据不当,而掉入数据陷阱之中而不得真见。
数据虽然是一个理性分析的有利佐证,但数据也可以是表面的,经常被运用来作为一种工具,因此,当我们接受到一些数据时,一定要有些自己的判断力,否则就如同读书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避免錯殺 應暫停執行死刑

觀念平台-國家犯錯 被告買單?
避免錯殺 應暫停執行死刑
2010-04-14
中國時報
【張娟芬】
 上個星期六,《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針對死刑存廢議題辦了一場座談會。與會學者分別從法律、哲學與政治思想等不同角度來分析死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改進死刑論」漸漸的浮現。「改進死刑論」認為死刑不失為對於正義的一種莊嚴的宣示,但是由於認識到現實上國家經常性地濫用權力,所以主張應節制地僅僅用於最重大的犯罪。
 廢除死刑論與改進死刑論,在終極目標與哲學價值上固有差異,但在現實關懷上則有不少重疊之處。中研院人社中心蕭高彥研究員認為,應當透過修憲的方式,將國際人權公約的精神明確納入,以確保死刑只能用於最嚴重的故意犯罪,並且其審判應當經過正當法律程序。這個建議蘊含的前提,顯然是認識到現在台灣的司法實務尚未實踐這樣的精神,死刑判決的正當程序尚有缺漏。
 中研院法律所許家馨助研究員亦明確對於司法品質投下不信任票,主張立法全面停止死刑的執行,待制度的缺失、個案的錯漏均一一改進之後再議。換言之,屈服於民粹壓力、倉卒執行現存的四十四名死囚,是廢除死刑論與改進死刑論都不能容忍的。
 一般民眾總以為,死刑是極刑,審判一定是無比慎重,怎麼可能會錯?改進死刑論,聽在他們耳裡,可能跟廢死是一樣的不可思議。
 其實現在定讞的這四十四個案子,並不像民眾所想的那樣完美。例如有一個判決裡,法官就明白承認,被告的罪行應判處無期徒刑,但是因為我國刑法所訂之無期徒刑仍有假釋可能,所以「改判」死刑。我們沒有「真正的」無期徒刑,這是國家刑罰政策的缺失,不是被告的錯,但是法官公然以此為由加重他的刑期。國家犯錯,但卻是被告埋單。
 還有一個判決是這樣:被告受雇前去槍殺被害人甲,連開三槍將甲殺害。欲離開時,甲的朋友乙想搶奪他的槍,被告又開兩槍將乙殺害。結果,預謀殺害甲的部分,判無期徒刑,臨時起意殺害乙的部分,卻判死刑。這樣的量刑標準難道不令人啞然失笑嗎?
 民眾都相信,法官會下死刑判決,一定是那人罪大惡極,不可能改過遷善。但有一則判決卻出現這樣的矛盾:法官一方面認為被告到案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接受宗教輔導,對獄中教誨反應良好」,但接下去卻又前言不對後語地,依舊判處死刑。死囚名單中更有智障者數名,有幾位定讞於二○○六年刑訴法三十一條的修正之前,未及享有偵訊中由律師全程陪同的保障。
 理論上要不要有死刑是一回事,各方可以繼續在辯難中發展豐富深化的討論;然而實務上,把死刑判決攤開來看,看到的往往是缺陷與破綻。當務之急是暫時擱置理論分歧,共同檢討現存死刑判決與制度的諸多缺失,否則錯殺之日即不遠矣!
 (作者為作家)

风电产业是否需降温

风电产业是否需降温
2009-11-16 11:37:50 文 博 来源:信息导刊(节录)
  日前于北京召开的中国风电发展论坛上传出消息,我国2008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达到624万千瓦,位列全球第二;总装机容量达到1200万千瓦,成为全球第四大风电市场。预计到明年我国风电装机容量有望达到3000万千瓦,跃居世界第二位。
  在全球能源短缺的背景下,风能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能源产业。目前,我国风力发电产业发展迅速,装机总容量已位居全球前列。但是,近期有关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是否产能过剩的争议颇多。如何看待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现状,究竟存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呢?
  风能是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中国风能资源非常丰富,初步估算,可开发装机达10亿千瓦,风电有条件成为火电、水电之后的第三大电力能源。
  1986年4月,山东荣成建成3台55千瓦机组风电场,开启中国风电发展历程。但受资金和技术制约,风电发展缓慢,2002年底全国装机仅46万千瓦。“近年来,在《可再生能源法》及配套政策的支持下,风电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采取特许权招标的方式,市场引导和政府支持相结合,大大促进了风电规模化的发展。”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说。
  2003年,国家发改委首次实施特许权招标,风电价格明显下降,逐步具备大规模开发条件。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实施,明确支持风电等新能源发展,风电发展进入快车道。从2006年起,中国风电连续三年翻番增长。截至2008年底,已累计建成风电场238个,年发电量148亿千瓦时。
  “风电的快速发展,不仅为调整能源结构、保护环境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对减排温室气体、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贡献。”史立山表示。
  设备制造是风电建设最重要的环节,占到投资的70%。风电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设备制造的国产化。目前,中国已有10多家企业可批量生产1.5兆瓦和2兆瓦的风电机组,3兆瓦的风电机组也已投入运行,基本形成了风电设备制造产业,2008年国产风电设备市场份额已达75%。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从引进国外设备到逐步掌握设备设计制造技术,中国企业目前具备了一定的研发能力。但是,风电制造业也出现了一些盲目发展的倾向,一些企业既没有技术能力,也没有资金实力,以一种‘淘金’的心态盲目进入这一领域,出现了产能相对过剩的潜在问题。”史立山说。
  初步统计,目前已经生产和准备进入风电整机生产的企业已达60余家。专家指出,风电制造是集空气动力、自动控制、机械制造、信息技术于一体的非常综合的行业,企业盲目进入的话,不仅会浪费大量资金,也不利于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从长远看,风电一定会更快发展,今后全球的风电市场很大。中国风电制造业已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放眼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就不会那么突出。”史立山认为,设备制造企业应跟踪全球最新技术,加强自主研发来适应风电快速发展的需要。
  据了解,全国风电整机生产企业在2004年时只有6家,2007年发展到30多家,目前已超过70家——而这个数量比除中国以外的全球所有国家风电设备企业数量的总和还要多。
  只是,相关供应商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其产品已经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事实上,上述70多家企业中,约8成是从上游企业采购来叶片、齿轮和发电机进行组装,产品规格参差不齐,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市场的混乱。
  据了解,在整机制造设备方面,国内只有金风科技、东方汽轮机、华锐风电3家能提供兆瓦级设备;而零配件制造方面,只有风机叶片、风架能满足市场需求,关键设备之一的风机轴承相关技术严重欠缺,大部分零配件仍需从国外进口。
  其实,在这70多家企业中,不排除相当一部分企业本身并不具备足够的制造能力,而是主要依赖巨资引进的国外技术,这必然造成企业生产成本过高、竞争力不强的窘况。企业涌入风电设备制造领域,在加剧不良竞争的同时,也引发了价格混战,会拖累行业利润水平。
  风电是目前技术最为成熟、最具规模开发条件的新能源发电方式。在当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风电发展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的丹麦、德国、西班牙,风电已经成为电力主要组成部分。
  “虽然风电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风电产业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幼稚的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史立山介绍说,目前风电占全国8亿千瓦电力装机的比重仍很低,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也不足0.5%。
  目前,风电产业发展面临着自主研发能力不强、产业服务体系不健全、人才队伍短缺等多方面的问题。同时,由于风电资源与电力市场逆向分布,现有电网输送能力不足;此外,风力发电的间歇性、随机性的特点,也给电力运行调度提出了挑战。
  “作为新兴产业,暴露出一些问题是正常的,关键是遇到问题要不断去解决。”史立山表示,国家能源局和有关部门正在完善风电发展的政策,加强对电网规划的引导,制订设备制造准入标准,建设检测认证体系和试验场,有针对性地解决并网、运行、管理等制约风电发展的问题,促进整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法官穿法袍上访是“信访不信法”之痛

法官穿法袍上访是“信访不信法”之痛
文/徐林林
  湖北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冯缤,在发现难以用法律诉讼为妻子维权后,匆匆踏上了上访之路。他穿着法袍,到省高院门口拦车,溜进最高人民法院递状子……目的是要求依法立案、审理一起劳资纠纷。(4月18日《华西都市报》)

  法官穿法袍上访,这在新中国信访史上恐怕绝无仅有。作为一位对法律烂熟于心,曾被同事认为很有前途的法官,冯缤走到今天这一步,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前年6月,孝感中院清退后勤工人,要他们和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冯缤的妻子———清洁工胡敏拒绝签字。理由是,她是唯一在中院工作了10年的后勤人员。按照新施行的《劳动合同法》,法院应当和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法院没有理会胡敏的要求,直接停掉了她的工作。为此,冯缤和自己的“东家”先后打了三场“官司”,均未达到维权预期。这就是说,《劳动合同法》不仅在他供职的法院不起半点作用,即使劳资双方对簿公堂,相关法条也被“合理稀释”,最终皈依公权部门的既定说法。

  由此可见,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哪怕身处体制内,私权照样不是公权的对手;再好的法律,也未必都能实现立法时的良好初衷。

  冯缤穿法袍上访,是“信访不信法”的典型表现。正是基层有法不依的乱象,把这位执拗的法官,活生生地“推”进了上访的队伍。事实上,好多一拖数年的上访案件,只要某个官员作个批示,就会立马引起下面的“高度重视”。冯缤认定“博出位,才立案”,无疑是基于这种无奈的现实考虑。

  连法官都要穿上法袍,千里迢迢,远赴京城,寻找能给自己“做主”的权力人物,凸显依法治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0年4月21日 星期三

地震到底可不可以预报?

地震到底可不可以预报?
[ 许远国1 ] 于2010-04-15 16:16:34

青海省玉树地地震,又造成了数百人亡命,数万人无家可归,有报道说目前灾民都呆在操场或者空旷地里,他们的粮食和饮用水只能维持两天,目前急需帐蓬跟粮食。现在是咋暖还寒的春天,青海那个地方要比中原冷,可想而知,灾民们的生活艰难。看到这样的报道,当然将心比心,如果发生在自己所在地,不也是如此么?这个春天,真是让人难以形容阳光明媚,西南地区大旱,东北四月降雪,西北玉树地震。人与天和一的事,说说可以,但怎么做呢,不好办。

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想起以前,那个时候,地震预报非常及时,经常在地震要到或者可能要发生地震时,就进行预报,然后百姓集中疏散到空旷的地方防震,没有地震,大家都回家。而后来的海城地震,处理的就很好。可是,现在,我也这么认为,维稳很重要的,不是次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得考虑一下,这么多人出来了,会不会出现不稳定?当然,一说地震,肯定人心惶惶了,如果大家出来了,有小偷有黑社会,有不怀好心的人做动作,那可怎么办呢?就不能这样做,而且是坚决不能这样做的。

我不大相信地震局是饭桶局,就是不会预报,不会预报,怎么会测出几点几分,在某地发生几级地震呢?怎么还说某月某日可能要发生几级余震呢?以前跟地震局人打过交道,谈过地震预报,人家说有前兆,预报的不准,但有科学性,如果真的根本不能预报,还要地震局做什么?毛泽东时代,土法上马预报,可是地震局宁愿背黑锅说他们不能预报,这就奇怪了,并说全世界都预报不准确,08年日本发生地震,人家准确预报到10分钟以内,我们却堕落得不能预报了,这真是件悲哀的事,以后,为了大局,我们就对地震可能发生在哪里,一无所知了,老是不能预报地震,这样的死法,死的太不舒坦,做鬼能风流?这尊严也就谈不上的。

如果地震可以预报,为啥汶川与玉树的地震都没能提前预报?如果地震不可以预报,为啥还养着地震局这一帮大小老少爷们?为啥不把养他们的钱用来加固校舍民宅?要觉得加固校舍民宅花费太高不值当,那就换种比养地震局更廉价的方式:养蛤蟆!

2010年4月20日 星期二

要杀就杀贪官”:这样的小学生作文该怎么评?

要杀就杀贪官”:这样的小学生作文该怎么评?

文/赵化鲁(1022字)
福建南平的特大凶杀案已过去多日,但人们心头的伤痕,一时难以抚平。特别是对于那些承受能力有限的孩子,目睹或耳闻血案发生,内心该是何等的惊怖啊!如何才能抚慰娇嫩的花朵,是学校和社会面临的严峻课题。
羊城晚报披露,南平市下辖的建阳市求知园作文班于本月28日布置了一篇作文:选择给郑民生或受难者家长或受害小伙伴写一封信,也可以写感想。有孩子给郑民生写信:“看着那些无辜的小伙伴受到伤害,我就想把你碎尸万段,还想把你放进搅拌机里把你搅拌了。可是,我不能那样做,因为,如果我那样做了,我不就和你一样了吗?”还有小朋友写道:“……在那短短的55秒内,你杀了多少洁白善良的心,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
媒体只是进行如实报道,对孩子们的作文内容,并没有过多的评判。在孩子们的作文里,表露出对同伴苦痛的哀伤与祈祷、对凶手的愤怒与谴责,可以理解。但是读到上边引用的作文片断,作为教育界中人,我还是想了很多。
“我就想把你碎尸万段,还想把你放进搅拌机里把你搅拌了”,这样的语言,纯粹是孩子气的“过头话”,出现在小学生作文里,令人惊讶。而另外一句:“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这样的话,我怎么听,都觉得不是味。
人们在愤怒的时候,往往容易走极端。别说是未成年人,我们大人们不也经常如此吗?“碎尸万段”、“搅拌机搅拌”之类话,确乎是“出离愤怒”的表现,即使对于罪大恶极者,这样的举措,也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杀贪官”的言辞,暗暗契合了当今主流民意对贪官污吏的憎恶。可是,把惩戒贪官的任务,交给丧心病狂的犯罪嫌疑人,同样是不可理喻的。
教育孩子,需因势利导、防微杜渐,任何过激和偏差都会酿成不可挽回的大错。孩子痛恨无辜的杀戮、憎恶穷奢极欲的贪官,源于本性的善良,也受教于大人的耳濡目染。把本能的善意,弘扬为美德大善;把鲜明的爱憎,培养成驱邪惩恶,正是我们教育的责任。孩子们的作文,是小小心灵的写照。呵护一颗颗稚嫩的心灵,要像保护我们自己的眼睛一样,加倍小心。
“要杀就杀贪官”之类言辞,明显具有可商榷之处。贪官可恨,但惩治要依靠法制,法治社会,首先讲求的是程序的正义;动辄“杀杀”或“碎尸万段”,只能让社会弥漫暴力和血腥。和谐社会要求:人与自然环境要和谐、人与社会要和谐,人与人之间要和谐,还有就是人的内心要和谐。因愤怒而导致的非理性思维,显然有悖于和谐社会的初衷。
透过孩子们作文的片段,我们可以反思成人社会中的诸多弊端。表现在孩子们身上的不成熟思维,一定程度上在大人们身上都有体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浮躁和非理性,折射给了孩子;同样,孩子的问题又成为未来社会的隐患。所以,大力匡正我们的社会,还是让我们从教育引导孩子做起吧。
2010-3-31晨,更上层楼阁

2010年4月2日 星期五

失去自信,還有什麼生命力?

失去自信,還有什麼生命力?

http://www.cdnews.com.tw 2010-02-18 10:45:50(940)

旺報218日社評

台灣本是一個生命力旺盛的地方,雖然數百年來有「亞細亞孤兒」之稱,尤其最近60年,政治、經濟、社會歷經各式各樣挑戰,每一次挑戰都因旺盛的生命力而順利渡過。可是最近幾年,台灣似乎已經對前途喪失了信心,一個沒有自信心的社會,怎麼會有生命力,此刻,開始思考如何讓台灣生命力發揚光大,開創台灣第二春,是很有意義的。

中國崛起改變了地緣政治與經濟板塊,更推翻了台灣對大陸的優勢心態。加上統獨爭議、政黨對立,不僅失去共同奮鬥目標,敵對雙方相互蹧蹋,讓人民生活在一個充滿負面情緒的社會;自由化後,眾聲喧嘩,個人權益也受到保障。但社會溝通與整合的功能卻不足,造成領導失能、專業失效現象,不少人認為政府管治效能已不及大陸,公共建設與社會發展速度減緩。另一方面,台灣經濟成長遲滯、政治內耗、過去藉經濟實力打造的國際聲望已被大陸掩蓋,人民自我認同程度低,造成今天台灣集體自信的喪失。

然而,我們只看到台灣的缺點和問題,卻忽略了正向因素。現在,「軟實力」是國際政治討論焦點話題,這指的主要是文化、態度、知識與能力,軟實力優勢應該是台灣的機會。

首先是台灣社會與文化多元開放,是生命力旺盛豐沛的根源,值得珍惜。台灣年輕族群的創新和設計能力非常傑出,應該讓這些人有更好的舞台發揮,韓國做了許多的軟硬體建設幫助設計人才的發展,值得借鏡。大陸即將成為大成長的市場,文化和歷史淵源有利台灣設計人才進入大陸競爭,政治家應該學習韓國培養設計和創新人才的作為。

其次,60年來台灣基本上是一個穩定、和平,持續進步的社會,未曾有過動盪或折騰,經濟力掌握在民間企業而非政府手中,民間活力旺盛。最近十年經濟雖然成長遲緩,但仍然正向前行,只是速度不及大陸。現階段,製造業能帶來的進步能量有限,須靠服務成長推動進步。郭台銘曾抱怨,年輕人只想開咖啡店,社會怎麼會有希望?事實上,每個人都想開咖啡店,才是社會成長的開始,表示社會已經蓄積了足夠的能量開始思考如何創造服務與創新的價值。

第三,兩岸關係和緩後,台灣人有更多的機會到大陸發展。由於大陸還處在發展中期階段,需要大量基礎建設帶動成長,製造仍能獲得高利潤,硬體發展成熟後,服務及創新附加價值才會受到更大的重視。而台灣已經進入服務導向社會,製造業進入微利時代,大陸正好提供台灣製造業繼續創造獲利的環境,更可以提供服務業成長的機會。台灣蓄積的能量不但可以帶動台灣下一波的經濟成長,也有機會與大陸共創成長。兩岸關係的和解和經濟正常化,是未來台灣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力。

國民黨會失去政權嗎?

社評-國民黨會失去政權嗎?

2010-03-03 旺報 【本報訊】(962)

馬英九總統主政以來,執政黨共面對7次大小選戰,創下五敗兩勝的難堪紀錄,政權受到空前挑戰,引起兩岸與國際關切,擔心國民黨是否就此一蹶不振,一旦台獨的民進黨重新上台,衝擊兩岸關係發展與國際局勢的穩定。

外界之所以會對國民黨能否在2012年延續執政權產生懷疑,主要是因為最近幾次選舉,執政當局其實並沒有犯什麼天大的錯誤,民進黨也沒有做多大的改變,但國民黨卻在傳統上民進黨絕不可能勝出的鐵票區不斷敗北,似乎連藍軍的選民都棄馬英九政權而去。

不少政治評論者鐵口直斷「馬政權已進入安寧病房」,除非有奇蹟出現,否則國民黨在未來的「五都」、立委、總統大選都不樂觀,2012只會順勢把政權重新交回到民進黨手上。

其實影響台灣選舉的因素非常複雜,不同層次的選舉,勝負決定因素完全不同。譬如,鄉鎮級選舉,地方派系與黑金勢力幾乎可以完全掌控投票結果,全國性選舉,則靠候選人的形象與訴求取勝。

過去,國民黨結合地方派系與黑金勢力,因而愈是基層選舉,贏面愈大。馬英九時代,國民黨拒絕妥協,輸掉地方層次的選舉,其實反而是累積全國性選舉的勝選能量。

另一個讓許多人不安的因素,是國民黨2008年重新執政,面對的是一個全然不同的島內情勢,本土意識日益強化,部分民眾對於所謂主體性問題顯得焦躁不安,特別是綠營群眾。

在這個大背景下,卻又碰到金融海嘯,大陸經濟成了全球成長的主要動能,讓台灣經濟別無選擇,與日、韓等東亞國家相同,必須更進一步靠近大陸。這對擔心喪失主體性的民眾而言,無疑是火上加油。

然而,誠如曾努力讓民進黨往中間路線靠攏的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所觀察,台灣選票藍綠比一直都很穩定,始終維持在五比四左右,一成為中間選民。

從幾次總統大選來看,藍綠的選票比大概也是呈現這樣的態勢。2004年是二顆神奇子彈,加上扁政府投注大量行政資源,才讓陳水扁連任成功,否則只要藍軍不分裂,民進黨是無法贏得政權的。

造成這樣的原因主要還是民眾擔心民進黨搞台獨會破壞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特別是當前的兩岸關係不是李登輝與陳水扁時期所能相比擬的,受到大陸崛起的態勢強力牽引著,只要民進黨的台獨路線不改,若民進黨重新執政,對兩岸關係衝擊之大,難以想像,對台灣經濟發展影響與人民福祉剝奪之大,更是難以估計。

向來務實的台灣人,對於這樣的現實,加上有民進黨執政8年讓兩岸關係瀕臨戰爭邊緣的經驗,難道會看不懂,不理解嗎?

兩岸關心中國大陸與台灣共同利益的有識之士,應努力讓兩岸經濟合作盡速產生實效,並讓多數人獲益,尤其中南部、中小企業與中低收入者要能分配到好處,繁榮可以解決政治分歧。

誰是啃老族?

《觀念平台》誰是啃老族?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2010/03/02

【古允文】 (954)

不同世代之間總是存在著難以跨越的鴻溝,諸多我們這些正值盛年世代的觀點,常常不自覺地隱含強烈指責年輕世代的價值判斷,縱然有些是來自「恨鐵不成鋼」的心理,但更多則是自以為是的刻板印象,「啃老族」此一標籤年輕世代的用語就是一個例子!

最近根據勞委會分析主計處資料,發現我國主要長期失業者並非大家想當然爾的「中高齡勞工」,僅占二成七;而是二十至三十四歲的年輕人占最大宗,占總失業人口的四九.五%;學歷在大專院校以上者更占四成多數。勞委會對於此一現象表示,現在年輕人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假若無經濟壓力,對工作條件的要求較高,並不願屈就。其次則為年輕人習慣依賴家庭、被過度保護有關,亦即所謂的「啃老族」,這些人長期依賴父母提供經濟資助,在無經濟壓力的環境下,自然不願主動進入就業市場

於是,錯的是年輕人,但真得是如此嗎?其實,青年失業與非典型就業的升高已經不是新聞,筆者的研究團隊在九十三至九十五年獲國科會補助進行三年的相關研究,即已指出這個趨勢,但當時的勞政部門多還專注在「中高齡勞工」,對此的關注較少。為了進一步瞭解年輕世代面臨的真實處境,我們特地架設一個網站進行網路調查,除了於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的「就業e網」上建立連結,並請勞委會各就業服務站、各校畢業生服務組鼓勵符合研究對象的受訪者主動連結相關網站,進入問卷選單填答問卷,共計有二四九三人完成問卷。

我們以失業風險一(是否曾失業、失業期間在一年以下、失業期間在一年以上)與失業風險二(是否曾失業、失業期間與可就業期間比的長短)來看年輕世代的就業處境,結果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綜合失業風險一及失業風險二,家庭階層屬於下階層者的失業風險較高的;需負擔家計的青年,其失業風險亦高於無需負擔家計者。

這個發現顛覆了我們對「啃老族」的刻板看法!簡單來說,家境好、有足夠資源供應青年在家「啃老」的,所面臨的失業風險較低,也就較不會成為「啃老族」;相反地,家境不好、需要想辦法負擔家計的青年,面臨的失業風險較高,還可能被汙名為「啃老族」,但這其實不是他們所願意的,而是當前社會諸多不平等的發展所致。隨著台灣貧富差距的擴大,好的家庭背景、好的教育、好的職業、好的收入已經成為一道上升的人生扶梯,他們有資格啃老但卻不會啃老;而在另一端,卻陷入貧窮的循環,他們沒資格啃老卻被迫要啃老(其實,說不定父母自顧不暇,也根本沒有老給他們啃)。

這樣的兩極化社會結構,才是我們真正應該關心的,至於「啃老族」就當成是世代間的一個誤會吧。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我要的不是房地產,是住宅

我要的不是房地產,是住宅

【聯合報╱劉可強、張維修/台大建城所教授、博士候選人(台北市)】

2010.03.03 03:07 am (815)

令人難以忍受的高房價問題已經成為十大民怨之首,何以致此?房價問題的複雜度不是簡單的供給和需求曲線在哪個點交叉,而且涉及到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政治與民生基本議題。

過去十年以來,全台灣的城市精華地區的國有土地釋出合計超過三千公頃,這些土地的可建築面積超過五千萬坪;加上五波以上的千億政策優惠房貸和土地增值稅減免、容積獎勵政策放寬等,打造出既真實又夢幻的房地產市場榮景。

一方面,國有土地一坪六百萬的真實交易價格,讓多少人腦袋發熱地幻想著房地產價格只有一種永遠向上的趨勢;另一方面,卻是一個人口增加負成長,出生率創新低的台灣社會,感受不到生活品質的等量提升,反而是大量非高收入的普通市民,面臨薪資縮水房價物價飛漲,導致他們不斷向郊區遷移,甚至最後被擠出城市。

因此,要解決高房價問題,除了停止國有土地標售、檢討都市更新容積獎勵政策、控管銀行放貸利率風險、合理分配城鄉產業空間規劃、實價課徵交易所得稅之外,更應該改變把住宅視為房地產角度的單一思維,重新建立住宅政策的核心價值。

住宅是人們得以安居樂業之所在,是孕育生活、生命、生產、文化的空間,不只是一個經濟的概念,更是社會的產物。一旦住宅變成投機與投資的商品就是房地產,住居權作為人的基本生存、生活的權利,就成為市場機制中弱肉強食的犧牲品。

若將住居權視為一種基本人權的價值,那麼重新審視林口平價住宅政策會發現,政府只是把住宅問題鎖定在特定城市青年中產階級的購屋壓力,因此,選擇在郊區集中興建價格低廉的商品,讓住宅與生產和生活領域脫節,甚至淪為特定企業的大型員工宿舍區,把住宅問題窄化成為低收入與弱勢族群的社會救助議題,間接助長社會階層的空間隔離分化效果。

當前吳揆重新檢討國有土地標售政策,踏入解決高房價民怨的第一步,令人期待,但我們希望這不是暫時的民意避風港。上至中央層級的土地交易成本、銀行利率、平價國宅的構想、下至地方政府的都市更新政策和容積獎勵都必須有通盤而徹底改革。把安居樂業的權利視為人民的基本人權,這是作為負責任政府的基本要點。

2010/03/03 聯合報】@ http://udn.com/

望子成龍 華裔家庭的內戰

望子成龍 華裔家庭的內戰

大紀元 > 台灣報紙新聞 > 紀元論壇2010/03/03

王華(983)

在海外,當第一代移民父母含辛茹苦的把孩子養到1314歲時,一天,在父母責備孩子學習不努力的嘮叨中,孩子突然爆發了:「我恨你們!你們就知道讀書、讀書,根本不管我是怎麼想的!」說著哭喊著衝進自己的房間,把門還反鎖上了。

走過這個年齡段的家長可能都有類似經歷,10多年的辛苦哺育,換來的竟是一個仇人。這樣殘酷的家庭內戰不僅令40多歲為孩子付出整個青春的母親驚愕不已, 也令疲憊焦慮的父親更加迷茫憂鬱:難道我們在海外委曲求全、忍氣吞聲的生活,換來的就是這個結局嗎?!

當然,如此強烈的青春期叛逆發作並不是常態,事後孩子會認錯,會說那是氣話,但慢慢的家長會發現,孩子離自己越來越遠了,有時根本猜不透他在想什麼,也不 知道他在外面幹了什麼。在我的亞裔朋友中,這類親子裂痕幾乎家家都有。

記得我小時候很叛逆,7歲時就想離家出走。上大學後不久,就給我那位教授父親寫了封信,主題就是請他讀讀《傅雷家書》,學學如何做個好父親。直到後來我才理解父母的苦楚。

那個動輒就是你死我活的革命時代,每個中國人都活得很窩囊,生怕自己被劃入那5%被打擊的「一小撮」裡,即使當父母了,也不懂得什麼叫自我實現,什麼是人文關懷。人們被迫每天想的是如何能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血戰中,殺出一條生路,考試成績的高低直接決定著未來的生計。

在西方長大的中國孩子,一般華人父母都給孩子創造了盡可能最好的學習條件,希望孩子憑藉東方人的智慧和勤勞,不負眾望的考上名牌大學。然而孩子的感受卻有 所不同。

不少華裔家庭的生活條件沒有一般西方人家庭好,特別是對孩子的娛樂消費上控制得比較嚴,於是不少華裔孩子覺得自己沒有同伴的電器、玩具多,就跟大陸農民工 的孩子自卑一樣,再加上父母每天的敦促嘮叨,讓孩子感到很壓抑,無形中拉開了父母與子女的心靈距離。父母能成為孩子的貼心人的現象,在海外比較少見,儘管 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異樣。

中國人望子成龍的心態與西方人放縱的自我發展觀念,傳統道德中的勤奮努力與現代生活中的安逸享樂,文化衝突加上道德較量,令華人家庭的內戰更加複雜。就跟龍應台困惑於兒子的提問一樣:幹嘛我非得要成為優秀人才?做個普遍人不行嗎?的確,華裔父母很難接受孩子不努力的現狀,而孩子又想向別人那樣輕鬆生活,這個矛盾如何解決呢?

當「我恨你」這句話出口時,說明家長以往所有語重心長的教育、鼓勵、鞭策、勸告、批評和指責,統統無效,要讓內戰停止,首先必須消除孩子對父母的負面感受,而關愛是化解一切怨恨的金鑰匙。放棄原來那一套做父母的方式吧,從心開始,用愛心來溫暖那少年孤寂的心。只有這樣,接下來的溝通才能有個出發點。

無意唱衰台灣 當然憂心忡忡

無意唱衰台灣 當然憂心忡忡

http://www.cdnews.com.tw 2010-02-26 06:24:17(916)

中評網2 26日蔡逸儒專文

23日,筆者才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復興之路、衰亡之途:從失望到絕望》一文,討論兩岸消長問題,後經中評網轉載。24日,台北聯合報刊載知名經濟學者,目前也是經濟日報總主筆馬凱文章,標題是《當猛虎碰到病貓》,同樣也是分析兩岸強弱易位的事情。

筆者與馬教授雖然相識多年,同為公共知識分子,但一學經濟,一學法政,由於專業不同,平常也難得聚首,此番撰文觀點一致並未事前磋商,兩人同樣愛護自己出生成長的地方,無意唱衰台灣,但看到台灣當前亂象,無法擺脫困境,當然覺得憂心重重。

我們且先看看馬教授的觀點。他說,二十年前的台灣曾經寫下經濟奇蹟的光輝歷史,躊躇滿志,昂首四顧,當時的台灣是多麼的得意非凡。二十年後的台灣卻是徬徨踟躕,由於“鎖國自閉”,失去方向,坐視機會流失,單向失血的台灣日趨單薄,目前已經淪為病貓。所言甚是。

相對於台灣的自我作賤、政策失誤、方向迷失,“鎖國自誤”,下面我們再來看看馬教授對於中國大陸經濟表現的看法,兩相對照之下,答案已經不言自明。當台灣還在對內好勇鬥狠之際,外部環境已然大不相同,不但時間已經不在台灣的一方,連台灣的未來也要讓人擔心不已。

馬教授指出,二十年來大陸擺脫了共產主義的枷鎖(應該是指的大鍋飯心態和平均主義?),找到了成長的捷徑,因而体質丕變,實力大進,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動力來源,大陸也創造了經濟奇蹟,只是這個奇蹟的規模比台灣大出六十倍。有識之士對此論述難道還能有不同看法?

馬教授的結論是,台灣二度政權輪替之後,馬英九政府在撥亂反正之餘,正打算改變政策,調整方向、鴻圖大展之際,大門一開,卻發現二十年前“踡縮門外的病貓如今已成各國忌憚的超大猛虎”,而台灣反而成了瑟縮一隅的病貓。時空變異,兩岸強弱易勢,這是個最現實的寫照。

馬教授和筆者都同意,台灣失去了二十年的寶貴時間,兩人同樣認為,台灣積累的經濟實力、民主價值、生活方式、公民社會、創新發展及現代化經驗的軟實力仍有奮力一博的機會。台灣如何化被動為主動,以積極的作為,發揮台灣的長處,和大陸進行良性的競爭,進而形成一種典範,這才是台灣當前應該努力的方向。

簡單的說,從互利雙贏的角度出發,兩岸同胞同為炎黃子孫,台灣如果不能抱有更大的雄心壯志,誓言經略中原,篤信自己能為中國未來的文明發展與現代化做出貢獻,至少也要從自利的角度著手,把握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契機,不要自外於中國未來的發展,這才是應為、當為之道。對吧?

(作者蔡逸儒為文化大學中山所教授)

一旦中國不再是廉價的世界工廠

一旦中國不再是廉價的世界工廠

http://www.cdnews.com.tw 2010-03-02 06:07:31(1010)

工商時報32日社論

虎年開年,中國大陸缺工、缺料的話題發燒不退,導致當地台商上半年營運有如虎口拔牙,充滿變數。事實上,隨著大陸經濟發展從衝外貿轉型至拉內需,從世界工廠晉級為世界市場,勞動供需、成本結構、產業競合自然將隨之丕變。一旦中國不再是廉價的世界工廠,對台商乃至全世界都將產生深遠影響。

對於在大陸布重兵的製造業台商而言,當地缺工缺料的衝擊已顯而易見,下半年還必須面對人民幣可能升值,進一步墊高生產成本的風險,凡此在在考驗業者化危機為轉機的能耐。這一次,台商是否會像20年前因應台幣劇升而分批西進般,再度演出大遷徙?

從目前的動態觀察,以鴻海為首的大企業已往內陸另闢基地,力圖稀釋新增成本負擔,間或有重啟越南投資或南向東協評估設廠的聲浪,但迄未有自大陸言退者,關鍵就在於中國既是主要工廠更是重要市場,生產成本已非唯一考量。儘管根據最新調查,2009年中國勞工成本競爭力已落居墨西哥、印度、羅馬尼亞、俄羅斯與越南之後,僅排名第6,但越南除外,其他4國的文化、宗教及天候,與華人圈差異過大,也不可能是台商生產基地的替代上選。

隨機應變向來是台商所擅長者,倘使業者能跟著中國經濟一起進階,重新思考產業戰略,跳脫純代工思維,另闢品牌,布建通路,爭食內需商機,甚至促使MIC產品向上提升,以補勞工成本優勢不再與人民幣升值之缺憾,也可說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不過,中國腹地再大,市場再豐,官方對台商再「讓利」,大企業再有餘裕應變,把雞蛋(投資)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終究風險過於集中,若將東協加三的區域整合趨勢納入考量,南向仍有可觀誘因。台商現在看似按兵不動,只是尚未到時移勢易的決策轉捩點。隨著東協整合的推進,不出幾年,必可見業者群起南向牧馬,一如當年搶搭大陸改革開放的西進列車,結果勢將牽動台幹又一波轉戰風潮。

而在這波大陸台商布點調控過程中,也有人樂觀預期台灣母國將喜迎萬鳳還巢。問題是,政府準備好了嗎?走過加工出口區帶動的經濟起飛歲月,走過台幣升值致令產業空洞化的歲月,走過兩岸鎖國而產業奮力升級的歲月,走過環保抗爭而追求經濟與生態共榮的歲月,現在的台灣不會只想迎回加工出口區的榮景,也不應只為了解決失業問題而不計一切招商,徒然成為台商與對岸討價還價的籌碼,甚或造成產業發展政策的扭曲。

據聞政府有意以特區形式吸引台商回流,若果,則當局在構思土地、稅負、用人等優惠政策的同時,更當深思熟慮:回流之台商能為台灣創造何等附加價值?台灣又如何運用既有優勢為台商加值?唯有彼此能創造雙贏,產業的根才會扎得深,不易隨客觀環境變化而見異思遷。

打造「友善但不濫情」的經營環境,是當前台灣刻不容緩的課題,如此築巢鳳來歸,才真的稱得上「守得雲開見月明」!

低碳时代的烟花爆竹还能走多远?

低碳时代的烟花爆竹还能走多远?

时间:2010-2-20 14:12:04 来源:燕赵晚报 (879)

惊闻正定长乐门阁楼于218日夜毁于大火,而肇事者竟又是烟花爆竹燃放!这座巍然屹立于正定古城南部的城楼见证了正定古城的繁华和壮丽。2001年修复的长乐门耗资400万元,凝聚了古城百姓多少希冀,承载了古城百姓多少梦想,也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古城百姓最清楚,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坊”的正定古城文物众多,土木结构的国家级文物建筑遍布全城,隆兴寺、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以及众多土木结构的殿堂建筑,如今在肆无忌惮的烟花爆竹燃放过程中竟变得如此脆弱,可悲、可叹!

面对灾后的长乐门,我们既悲愤又寒心,我们不禁要问:燃放烟花爆竹这种凝聚着民族文化精髓、绵延了两千多年的民俗习惯,在低碳经济时代还能走多远?如果说节能环保成为人类共识,这种民俗文化算不算一种先进文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城市燃放烟花爆竹曾得到有效地控制和监管,大部分城市人口也逐渐接受了这种全新的年节生活方式。最近几年,一些城市燃放烟花爆竹得以解禁,虽然也有一些相关规定,但诸如烟花爆竹的专卖,对烈性烟花爆竹的限制等也仅仅停留在文件上,各种渠道流入到城区的烈性烟花爆竹仍然屡见不鲜。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城区各烟花爆竹专卖点生意的冷清,有关部门将烟花爆竹的专卖转化成小集团谋取利益的工具,催生周边县域集市鞭炮的大回流,价格的巨大落差让烟花爆竹专卖变成鸡肋,专卖不仅没能限制反而促进了非法烟花爆竹的生产、销售!

失去有效控制的烟花爆竹燃放,其危害尽人皆知。每年春节期间,中华古国城乡犹如发生了一场战争,空气质量急剧下降,人身伤害更是屡见不鲜,这期间消防、医疗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去年央视大楼的火灾以及不胜枚举的因为烟花爆竹燃放引发的灾难仍然未能惊醒燃放者。社会在发生巨变,而传统习俗的强大却让我们难以从中走出来,不管这习俗多么不相宜,不管这代价有多大!

广州的坚持已经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城市禁绝烟花爆竹虽历经反复和波折,但已属势在必行!大理、平遥、北京、南京等历史文化名城的许多建筑随时都会在烟花爆竹的燃放中毁于一旦,这并非危言耸听!218日石家庄东二环附近的高层建筑大火再一次提醒我们,烟花爆竹的生产、销售、燃放是该稍息了,要悠着点儿,不能闹猛!在世界普遍追求低碳生活的今天,我们却在大量制造着噪音和污染,这无论如何与潮流不合拍!

转基因食品不是洪水猛兽

转基因食品不是洪水猛兽

余宽宏 刊发时间:2010-02-26 11:58:06 光明网-光明观察(817)

去年年底,国家有关部门正式为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颁发了“准生证”,我国由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批准主粮可进行转基因种植的国家,此举引发了不少民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对其安全性充满着疑虑和担忧。

事实上,转基因食品并非洪水猛兽,且在我国早已存在多年。有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市场上70%的含有大豆成分的食物中都含有转基因成分,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食用油等,绝大多数都是由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提炼而成的,所以很多公众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和转基因食品发生了多年的关系。从全球范围来看,转基因农作物大面积种植已经有14年的历史了,全世界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人群超过数十亿之众,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例因为食用这种食品而出现问题的报告。因此,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所有的疑虑与担忧,都只是源于对新鲜事物的恐惧而已。毕竟这是我国首次为做为主粮的转基因农作物颁发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公众也是第一次切身接触转基因这种东西,认知它、接受它还需要一段的时间,一个过程。

至于其安全性,我看公众大可放心。首先,我国这次为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核发准生证并非主管部门的心血来潮或一时兴起,而是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科学实验,多个角度验证了其安全性后最终才审慎放行的,并没有像某些人所说的,是在拿13亿国人充当实验的小白鼠。其次,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保障,是没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毕竟这事关我们13亿国人每一个人的健康和我们的子孙万代,没有谁敢在这个事件上开玩笑。当然,这也并非是说发放准生证以后就万事大吉了,有关部门还必须确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做好转基因作物生产、销售过程中的监管工作,切实的保障转基因食品成为我们大家的放心食品,美味的盘中餐,杜绝类似三聚氰胺一样的事件再次发生。

此外,加强对社会公众进行转基因知识的普及教育也迫在眉睫。这其中,做为影响社会舆论最主要工具的新闻媒体,作用尤其不可小视,有关部门必须立即行动起来,通过多渠道、多层次的科普宣传教育,让公众了解转基因这种生物技术,消除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疑虑和恐惧,培养公众对其客观公正的认识,从心理上接受转基因食品。

监管“裸官”是官员信息公开的突破点

监管“裸官”是官员信息公开的突破点

时间:2010-2-24 9:09:40 来源:燕赵晚报(853)

22日,监察部网站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其中指出将研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的具体落实,“裸官”成了反腐监管的重点。(223日《京华时报》)

虽然只是文件中短短的一句话,但已经被人们寄予厚望,大家普遍认为,这是出台全国性管理办法监管“裸官”的一个明确信号。

所谓“裸官”,是指那些妻儿已移居国(境)外,财产也转移到国(境)外,只身留在国内的官员。近年来国内“裸官”频现,大量非法财产被他们转移到国(境)外,即便自己东窗事发,国家追回这些非法财产也有相当难度。“裸官”们“捞一票自己也出国”的心态,成为贪腐的催化剂。

在此之前,一些地方已经有专门针对“裸官”的管理办法出台,比如深圳就明确规定,“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为了防止“裸官”外逃,广东省委组织部还规定省管干部上任前需报告家属情况。《要点》中也提到,要总结推广一些地区在开展廉政风险防范管理、行政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等方面的成熟经验,想必深圳等地的试水经验,也在全国性监管办法的考虑之中。

既然要总结经验,当然不能光看好的一面,深圳等地在监管“裸官”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和不完善的地方,也应是国家借鉴的经验。这其中的焦点,当是“裸官”信息公开方面遭遇的障碍。

由于深圳等地的试水没有什么后续消息,我们暂时无法知道监管“裸官”的新政遇到了哪些难题。但从既往经验可以肯定,那些“裸官”必定会使出浑身解数抵触监管新政。国家层面监管办法要总结深圳等地的成功经验,更重要的是发现信息公开方面遭遇的障碍,从而在制定监管办法时最大限度地压缩“裸官”们软抵抗的空间。

《要点》中提到,要“深化政务公开、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认真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加大群众关心热点问题的信息公开力度”,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面,不管多么神通广大的“裸官”,他们最怕的终究是信息公开。《要点》提到要推进行政权力透明运行,官员信息公开应是其中的关键点,而官员信息能否最大限度向民众公开,更是关键之关键。民众如果能清清楚楚地知道谁是“裸官”,那种无处不在的监督,必将是监管机构最有力的帮手。

监管民众关注度高的“裸官”,应该是积累经验、寻求社会监督的一个最佳突破点。国家层面“裸官”监管办法能否最大限度公开官员信息,让内部监督与民众监督有机结合,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看点。

巴结领导不如敬畏百姓

巴结领导不如敬畏百姓

时间:2009-11-24 14:25:22 来源:新华网(644)

这些年,巴结领导是干部队伍中的普遍现象。谁想升官,就得巴结领导。这是天底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常识。这常识的背后,是因为领导有权决定谁上谁下。巴结领导,不仅仅是官场的一种普遍现象,还是全社会各行各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风气。读书、就业、涨工资、买房子、投资、做生意、看病等,都得巴结领导。在官本位社会,官员不仅有决定人升降的权力,还有决定各种政策性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分配和调控的权力。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在中国现阶段,巴结领导的人,不一定都是不老实、不正派的人,他们也有自身的无奈:“谁不愿意发挥自身的能力,多做些事情?但如果没有得到领导的关注和支持,别说做事,就连名字估计领导都不记得。”于是,这些人不得不时常接触领导,混个脸熟和信任,俗称“巴结领导”。只有坚持不懈地巴结领导,才能更方便领导了解你,考虑进一步用你。大家都这样做,巴结领导不但成为一种时尚,更是一种必需。不巴结领导的人,只能说是另类了。

正因为如此,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很多场合再三强调,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确保实现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目标。要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进一步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把选拔任用干部满意度民意调查作为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有力杠杆,充分运用民意调查结果。

只有让当官的“敬畏百姓”,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领导决定干部任免的权力越大,巴结领导之风气就越盛;人民群众决定干部任免的权力越大,巴结领导之风气就会式微。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干部路线也要走群众路线。只有走群众路线,干部才是人民公仆,人民群众才是公仆的主人,全社会巴结领导的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官本位社会才会变为民本位社会。

“晒账本”事件,公众舆情表达了什么?

“晒账本”事件,公众舆情表达了什么?

时间:2009-10-26 14:51:30 来源:中国青年报 (858字)

近日,广州市114个政府部门的2009年度部门预算上网公开,供免费下载,这是中国第一份网上公开的政府预算报告。1023广州市财政局的网站一度因为蜂拥而至的下载浏览而“瘫痪”。(1025日新华网)

广州市2009年度部门预算报告因其“中国第一份”的破冰意义获得了炽热的关注。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政府部门依然拒绝公开预算的当下,广州市的这一举措代表了一种弥足珍贵的进步。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个“中国第一份”网络公开的预算报告,公共舆论所显示出的不屑、质疑,甚至愤慨的情绪,远远盖过了微弱的赞美之声。

对此,我们或许可以作出如下解读:包括预算公开在内的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施政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现代公民,尤其是网络公民对此了然于胸,并寄予厚望。政府预算不公开则罢,一旦公开,现代公民则会毫无障碍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和对周遭生活的切肤感受,对政府预算报告进行锐利的审视和追问。如果政府预算报告语焉不详、包包藏藏,公众情绪很快便会从短暂的惊喜中滑落。

对于广州市的这份账本,公众的普遍体会是:其一,看不懂,疑窦重重。预算条目名称繁多,数据又过于抽象、概括。普通公民不是专业的审计人员,看政府预算报告简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被激起的监督之心深受挫折,但又心有不甘,于是合乎逻辑地直斥政府预算报告缺乏诚意、沽名钓誉。其二,看懂了的又不敢相信。看网上留言,似乎每一位网友,都在举例证明预算报告的虚假,每个这样的贴子都会引来如潮的附和,预算报告的公信力近乎“荡然无存”。

从纷纭的公共舆情中抬起头,我们会问,这样的舆论到底表达了什么?显然,公众严重质疑政府预算报告的真实性和诚实性。人们还会问,如此潦草的预算报告是如何通过人大审查的?审计部门又怎样去条分缕析?难道公众眼里的“糊涂账”,在人大和审计部门那里却是清清楚楚的“明白账”?

经过这么多年的启蒙,现代公民有介入和审查公共财政的热忱与冲动。公共舆论对于广州市这份政府预算报告的质疑和诘难,与其说源于火热的监督热忱,不如说是由于监督的不可能。我们看到的只是结果,看不见过程,对于公共财政,大多数人目前依旧是无力感丛生的悲哀看客

“富二代”,正名比改名更紧迫

富二代正名比改名更紧迫

时间:2010-2-10 9:44:31 来源:广州日报 (654)

未来510年将是非公有制企业主交接班的关键时期。浙江、江苏等地纷纷涌现“富二代”培训班。近日,更有“富二代”表示,“富二代”这个提法比较负面,应该称作“新一代企业家”。

某些“富二代”能够意识到社会公众对富家子的负面评价,并希望重塑形象,这当然很好。但试图将“富二代”更名为“新一代企业家”的做法,意义不大。事实上,富家子们为“富二代”正名比急着改名更重要。

需知,“富二代” 起初只不过是和“贫二代”相对而言的一个语言称谓,本身并无是非褒贬之别。公众慢慢对“富二代”有了成见,并将“富二代”看做一个贬义词,主要应归结于某些“富二代”的挥金如土、为富不仁。因此,富家子们如果不反思自身的行为,改变张狂的行事风格,即使改称为“新一代企业家”,也只不过是“换个马甲”而已。除了糟蹋“新一代企业家”的称谓外,百无一用。

相反,做出过“70码事件”、“校园选妻”等轰动行为的“富二代”们如果能够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切实履行一个公民应该对社会尽到的公民责任,努力履行一个企业家应该回馈社会的社会责任,即使不改称为“新一代企业家”,公众也绝不会继续戴着有色眼镜评价“富二代”。

君不见,微软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出身显贵,其母是美国知名的银行家,可谓不折不扣的“富二代”。但比尔·盖茨至今已累计向社会捐款280亿美元,被美国《福布斯》评为14位捐赠最慷慨的亿万富翁之首,这样的“富二代”不但无人歧视,反倒获得社会交口称赞。因此,让我们的“富二代”像比尔·盖茨那样明晓一个富豪应该具有的道德准则、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应该追求的行事标准,远比急着更名要重要。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富二代”们能拿出真诚的行动造福他人、回馈社会,公众自然会给他们一个公道的评价。但若是只说不做,单靠改名来忽悠公众,估计只能让“富二代”的形象每况愈下了。

(李志军)

有“三小”问题的干部何止法官?

有“三小”问题的干部何止法官?

时间:2010-2-23 9:04:57 来源:燕赵晚报 (636)

在重庆市法院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重庆市高院院长钱锋给法官们念了一番“紧箍咒”。“问题法官有两面人生。小圈子外,冠冕堂皇,正人君子;小圈子内,漆黑一团,腐败透顶。八小时内,受人尊敬;八小时外,醉生梦死。”钱锋对问题法官做出了一针见血的精辟描述。(222日《重庆晚报》)

对法官存在的问题,这位院长不护短,直指时弊,并用带有针对性的口吻,剖析了一些现象和根源。他对小圈子的描述更是准确:以权力为纽带,围绕某位核心人物,编织权力网,形成利益同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是小圈子的被排挤出局,冷落一边。一切灰色交易都在小圈子内操作,圈外人甭想窥得圈中内幕。对这样的小圈子,不生出腐败那是不可能的。其实,这种小圈子又何止是存在于法官中,存在的范围和地方又何止是重庆?

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的小圈子、小兄弟、小嗜好问题,有关机构曾做过调查。这个问题不是在个别地方存在,时下已经很普遍很严重了,对党风政风民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的领导干部认为这可彰显凝聚力,能推动工作,实际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或者政绩。有些地方,“三小”问题成为公开的秘密,有些领导利用“三小”排除异己,形成了严密的利益集团,成为腐败产生的根源之一。

所以说,重庆法院系统的法官有两面人生的现象,只是领导干部存在问题的缩影。钱院长敢于自揭家丑,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大智慧,我们应给予更多的掌声支持。

在对这些举动叫好的同时,不能不说,许多工作不是急功近利就能完成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需要一个长期艰苦细致的不懈努力。因此,在破解问题干部的行动中,既要找准问题症结,又要对症下药,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多管齐下,下大力进行解决。

“喝水死”比“躲猫猫”更有技术含量

“喝水死”比“躲猫猫”更有技术含量

北京频道 2010-02-28 11:21:05

稿件来源:红网(635)

提起看守所,我有点脊背发凉。这一年来看守所的怪事太多了,“躲猫猫”死亡、“重感冒”死亡、“纸币开拷、鞋带自缢”死亡等等,在让人目瞪口呆的同时也不寒而栗。

不过还有更离奇的。2010221日,河南鲁山县将看守所内死亡花样再度“翻新”:一名叫王亚辉的男青年因涉嫌盗窃被警方带走,3天后其 亲属被告知,王已在看守所内死亡,而当地警方解释为“喝开水死亡”!(据227日《新京报》)我不明白,一个好好的人进了看守所怎么就变得那样弱不禁风呢?躲下猫猫会被撞死,得了感冒就会病死,现在连喝口开水也会暴毙,这人简直就成纸糊的啦!

当然,这“喝开水死亡”比起躲猫猫来还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首先,躲猫猫需要有明显的撞痕,法医一检验就知真假,而喝开水却会让法医“束手无策”,你想,这水一进肚子,早就被消化吸收、不留痕迹了,法医又哪里找得到反驳的凭据呢?其二,喝开水比躲猫猫温柔多了,躲猫猫毕竟还涉嫌“暴力倾向”,而喝开水毫不费力,可以想象王亚辉“死得很舒坦”,绝不和暴力沾一点边儿。其三,喝开水是自愿、单独完成的,绝不牵涉旁人,所以也就不存在管理疏忽、串供等争议,看守所完全可以推脱干系了嘛。

可惜看守所还是“疏忽”了:王亚辉家人在停尸房脱掉他所穿衣服后,发现他身上遍布伤痕。王亚辉的尸体照片显示,他的背部、手臂有大块淤青和伤痕,头部破了一个洞,乳头被割掉,生殖器也有伤痕。这触目惊心的伤痕又是怎么来的呢?恐怕这才是王亚辉“突然死亡”的真正原因吧?

谎言终会被戳穿,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但是,我还是要告诫所有公民:为了生命安全,千万别让自己有进看守所的机会。万一进了,请赤条条而入,绝不能穿鞋子、带纸币;绝不参加任何游戏,特别是躲猫猫;还有,千万不能喝水,切记,切记!